期刊影响因子的局限性

　　前几天(2019年6月21日)， 科睿唯安学术研究事业部(Web of Science Group)发布了2019年度《期刊引证报告》(JCR)。报告针对其收录的全球学术期刊发表了全面丰富、独立于期刊出版机构的数据、指标和分析，集中汇总了科研界建立的重要引证关联。

　　《期刊引证报告》(JCR)最初是由美国的科学信息研究所(ISI)于1976年推出的，以后虽然ISI资产经过多次重组，但无论ISI的股东是谁，发布年度《期刊引证报告》(JCR)基本上没有间断过。JCR编辑了其收录的每种期刊的所有引证条目，包括社论和政策相关评价等非论文类材料，从而全面涵盖了能够反映期刊影响力的各项要素，同时更好地诠释一篇论文在期刊中的影响力。

　　期刊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是表征期刊影响大小的一个定量指标。用发表论文载体的期刊影响因子来表征论文的影响力，比用发表论文的数量来表征论文作者的影响力更有说服力。

　　美国学者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1955年首先提出将一篇论文的被引用次数作为“影响因子”。1958年，加菲尔德创办了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ISI，科学信息研究所)。1963年，加菲尔德把“影响因子”定义修正为“期刊文章的平均被引用次数”。2008年，ISI资产重组，成为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的一部分，现今每年发布的“期刊引证报告”(JCR)上，影响因子算法的标准定义是：

　　某学报期刊的影响因子等于该学报在前面两年发表的源刊文本(source items)在当年度的总被引用数，除以该学报期刊在前面两年发表的论文(article)总数量。

　　这一算法的局限性在于：源刊文本的“引用窗口”设定为当年度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期刊文本只在发表后第二、三年度发生的引用，才对期刊“影响因子”产生有效贡献?一般情况下，论文发表后被引用会持续发生若干年。有些学科的论文，可能在两年内的引用只占两三成，所以设定“论文被引用主要发生在发表当年后的第二、第三年”的评判标准非常不科学。

　　然而，在“影响因子”至上的今天，学术界即使意识到了“影响因子”的局限性，也已经别无选择。2003年加菲尔德被问及“引用窗口”为什么设定为两年而不是三年或五年时，他是这样回应的：“我们不想等若干年后才了解一份期刊的被引用情况。ISI完全有能力计算3年、5年的影响因子，我们甚至有10年、15年的影响因子数据库，但它们需要单独订阅”。你想知道学报期刊的真实影响力，另外花钱购买。

　　期刊的影响因子不宜跨学科比较。影响因子高低取决于所属学科，学科越不成熟，越需要相互印证，所以引用就多，影响因子就高。比如，生物化学、癌症研究等。而对于比较成熟的传统学科，因为有大家熟知的实验方法、公式、定理等，不需要引用别人的论文，引用少，期刊影响因子就低，比如，工程类学科、数学等。此外，影响因子还受研究人员多少、社会关注度、开放存取(OA) 学科发展、个别期刊规定引用自己期刊发表的论文等影响。即便是同一学科，高影响因子刊物上发的论文，不一定比影响因子低的刊物上论文水平高。不同学科，就更不能证明期刊影响因子高就是论文水平高。

　　(2019-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