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韩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这给其高等教育，特别是地方高校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学龄人口的减少、政府财政拨款的不足，导致韩国一些地方高校走向倒闭，而部分地方高校则在历届政府政策支持下，进行自我革新，重构发展定位，加强校地联动，发展朝气蓬勃。在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变化的背景下，我国地方高校同样面临风险和机遇，可以借鉴韩国经验，从提升地方高校内外部治理能力、根植地方建立区域创新生态系统、重新定位发展方向谋划人才培养改革、依托原有空间和资源构建终身教育模式等方面来应对地方高校发展面临的问题。

　　关键词：少子化；老龄化；高等教育；改革；韩国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672-3937.2025.05.02

　　作者简介：王佳桐，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副教授（绍兴 312000）；冯旭芳（通讯作者），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副处长、研究员（绍兴 312000）；何海燕，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教育研究所研究员（绍兴 312000）；章曼娜，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1600）

　　基金项目：2023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共同富裕下浙江省普惠性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构建策略与实施路径”（编号：23NDJC370YB）

一、前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创造性地把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部署，要求三者协同配合、系统集成。^[1]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内涵的丰富和拓展，也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进一步指明了路径方向。在教育与人才的统筹发展中，我国的高等教育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特别是在2022年，我国首次出现自1961年以来年度新增人口少于死亡人口的人口负增长现象。预计2033年左右我国将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我国的人口负增长是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型中的人口负增长，是以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人口负增长。人口的长期负增长也给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教育等方面带来潜在风险。^[2]人口已成为未来制约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变量。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在全球视野下把握好人口负增长先发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的共性特征和客观规律，又要深入研究基于我国国情与本土文化的中国特色和综合影响。^[3]

　　韩国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出现少子化和老龄化（以下简称“双化”）现象，比我国早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同时，两国面临的少子化困境有诸多共同点：从较高生育率急速转入超低生育率社会状态，下滑速度快，少儿人口减少幅度大；“双化”问题几乎同时凸显，一方面老年人口急剧增长，另一方面少儿人口急速下降；经济从高速发展向中低速发展过渡期间出现少子化危机，劳动人口减少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这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东亚地区特殊的结构性问题。^[4]

　　“双化”给韩国高等教育，特别是地方高校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冲击，在强调加强大学创新能力对区域发展的重要性和因适龄人口减少而导致地方高校存在发展危机的背景下，一些韩国地方高校开始开展自我变革、重构发展定位，强调校地合作、产教融合。同时，历届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地方高校的改革和创新。

　　教育部发布的2023年度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显示，我国有1242所普通本科学校（含164所独立学院），33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1547所高职（专科）学校，252所成人高等学校，以及233所培养研究生的科研机构。^[5]其中地方高校将近3000所，占据高校总数的90%以上。^[6]因此，未来中国地方高校该如何变革来适应“双化”，已经成为一项长期且重大的课题。本文主要基于“双化”背景，对韩国地方高校的现状和改革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探寻一些国际经验和启示。

二、人口趋势和分布特征

　　韩国自1970年开始进行年度新生人口统计，当时每年新生儿数量超过100万人。进入21世纪后，韩国出生人口呈断崖式下跌，2001年跌破60万人，2002年跌破50万人，2017年不足40万人，2020年下滑至不足30万人。^[7]联合国人口基金发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显示，韩国总和生育率已连续三年全球垫底。总和生育率反映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通常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2021年韩国的这一数据为0.81%。^[8]

　　（一）“双化”趋势

　　2020年，韩国总人口出现自人口普查以来的首次下降。据行政安全部居民登记统计，韩国人口从2019年的51,849,861人减少到2020年的51,829,023人，下降约2万人。^[9]截至2021年底，减少幅度进一步扩大至19万人，在韩登记为“居民”的人数减至51,638,809人。^[10]同时，韩国人口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也让人口减少现象雪上加霜。全年出生（登记）人数在2017年跌破30万人大关，在跌破30万人大关三年后的2020年减少至27万人。^[11]死亡人数从2011年到2018年连续8年上升，2019年下降，2020年再次上升。^[12]2020年的出生人数为27.6万人，比死亡人数少了3.2万人。2021年，韩国国家统计局预测，未来10年，人口每年将减少6万人左右，预计到2030年将减少到5120万人，到2070年将减少到3766万人（与1979年水平持平）。^[13]

　　少子化是韩国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12年为1.297%，2018年降至1.0%以下，2020年进一步降至0.84%。^[14]从2020年的出生统计来看，2020年的出生人数只有10年前47万人的一半左右。^[15]除了少子化外，人口老龄化也在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的影响下迅速显现。从2011—2020年分年龄段人口占比来看，60~70岁人口有所增加，40岁及以下人口普遍下降。^[16]换言之，韩国人口衰老现象加剧。与2019年相比，60后和70后总人数增加654,596人。40岁及以下（0~40岁）人口比上年减少653,071人，60~70岁人口趋于替代减少的人口。^[17]2011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为15.8%，但到2020年增加到24%。^[18]

　　（二）分布特征

　　首都圈人口比例超过非首都圈人口。2020年韩国总人口进入下降趋势，但并非所有地区都出现了人口减少现象。在17个市道中，首尔、庆北、庆南等12个市道人口较上年减少，京畿、世宗、济州、江原、忠北人口与上年相比增加。过去10年人口连续减少的地区有首尔、釜山、大邱，光州、大田、全北、全南、庆北。与2011年相比，居住在都市圈的人口增加了1,049,939人，居住在都市圈的比率提高了0.9%。^[19]近年来人口分布空间两极分化加剧的情况更令人担忧。韩国国家均衡发展委员会2021年数据显示，按市、县、区调查人口变化类型，2000年人口增长的市、县、区数量为88个，2005年为78个，2010年为93个，2015年为92个，2020年锐减至62个。^[20]2000—2015年两极分化有所缓和，2020年两极分化加剧。而近年来人口向首都圈的净迁移增加导致各省人口减少，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青年人向首尔迁移是人口向首都圈集聚的关键因素。从2010年开始，青年人净流入首尔等大都市区的人数正在增加。有关年轻人口（18~34岁）空间分布的研究结果显示，2021年首都圈的青年比率为23.58%，比非首都圈的20.99%高出2.59个百分点。^[21]从城市规模来看，特大城市青年人口占比最高，为24.66%，其后依次为大城市（23.93%）、中小城市（20.98%）、农村（15.75%）。^[22]

三、地方高校的生存现状

　　“双化”带来的适龄人口减少和区域消失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招生规模急剧减少，将直接影响地方高校，进一步拉大区域间差距。韩国高等教育面临着各种外部环境的变化，其中，首都圈与非首都圈的高等教育差距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目前韩国共有61所高校（42所分布在地方）被列为边缘大学，这些高校因结构不合理、无法正常招生而丧失竞争力，加上“双化”带来的冲击，濒临破产。“樱花结局”①成为地方高校危机状况的修饰词。但同时也有部分地方高校根据外部变化，积极利用政府政策，未雨绸缪，优化结构，共享空间和设施，调整功能与区域共生发展，并取得一些成效。

　　（一）地方高校招生生源减少

　　由于低出生率导致学龄人口急剧减少，以及大学排名导致学龄人口向首都圈集中，地方高校的危机正在加速。根据2021年高三在校生人数推算适龄人口下降规模的结果显示，预计2040年，高三在校生人数将从2021年的441,941人减少至278,508人，减少约40%。^[23]可以确定的是，由于适龄人口的减少和地方高校排名的下降，地方高校与首都圈大学之间的差距正在从入学阶段开始扩大。韩国大学快讯网对2012—2021年配额内新生录取率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12—2021年，首都圈大学的新生录取率普遍高于地方高校。^[24]

　　2021年，韩国普通大学在校生人数为1,456,752人，其中39.3%的学生在首都圈就读，60.7%的学生在非首都圈就读。^[25]韩国共有230所四年制本科高校，其中38.3%位于首都圈，61.7%位于非首都圈。^[26]2016—2021年，本科高校招生共减少63,168人，约4%；首都圈招生人数减少7,108人，下降1%左右，但在非首都圈的情况为56,060人，下降6%，降幅较大。^[27]2021年，韩国共有165所专科大学，大专在校生人数为415,387人，其中位于首都圈的大专在校生占比38.5%，非首都圈占比61.5%。^[28]从专科招生人数看，2016—2021年，累计减少50,775人（下降11%），其中，首都圈招生人数减少40,476人（下降20%），非首都圈招生人数减少10,299人（下降4%）。^[29]在普通四年制本科高校中，非首都圈的招生人数减少较多，但在专科大学中，首都圈的招生人数减少较多。总体而言，非首都圈的高校招生人数降幅高于首都圈。从统计数据来看，大学在校生数量并未出现大幅度的下降，但从高三在校生数的预测来看，未来韩国地方高校的生源数将会面临断崖式下降。

　　（二）地方高校功能发生转变

　　“双化”引起了韩国各界对地方高校功能的反思，由此也引发了一批地方高校发展范式的转变。韩国政府将高校作为区域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驱动力的意图日趋明确。根据区域均衡发展战略，韩国政府要求高校发挥新的作用，包括参与区域的社会治理和经济创新。在韩国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地方高校的作用也的确发生了变化，扩大了其作为关系型、创业型、系统型和参与型高校的角色。

　　随着高校范式的改变，韩国地方高校正在加强其在该地区作为创新引擎的作用，以确保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韩国近两年来的高等教育政策强调区域与高校共存，积极推动高校立足区域发展，通过产学研联动构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实施基于解决区域问题的校际融合教育、以地方特色产业为中心培育地方人才，确保企业落户高校校园内的物理空间，为高校与产业间的共享与合作奠定基础。比较典型的案例是韩国光州—全罗南道区域创新平台。该平台以“建立高校主导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为愿景，旨在通过高等教育创新和核心产业竞争力增强来引导年轻人在地方定居。从平台架构来看，该平台由15所高校和32个区域创新机构组成，由2个创新领域（新能源产业、未来交通装备）的6大任务和18个小任务组成。此外，该平台还充分对地方高校的专业、课程进行集中诊断，根据地方社会发展需求，取消了一批实用性弱和时效性差的专业和课程，并重新开设一系列跨学科融合型专业和课程。再如，全北道自2007年以来一直在推动“大学—产业—政府”联合项目，该项目由地方政府主导，致力于在地方高校培养地方企业所需的人才。通过反映当地企业需求的课程设置，以学期为单位开设实训、实习等教育课程，解决当地青年就业难和省内中小企业招工难问题。2022年，该项目资助开发25个课程，并招募1,200名学员，旨在培养与全北道战略产业及碳、农业、生活、汽车、机械等未来增长引擎产业相关的创意人才。^[30]

　　（三）地方高校校园空间利用多元化

　　高校除了具备原有的教育和学术研究功能外，还具有居住服务、零售休闲、商业运营、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等多种功能。过去，这些功能只是教育和学术研究的补充，服务对象仅限于学生和教职工。如今，韩国地方高校开始探索如何充分整合自身资源，以多种形式推进与区域的合作。以往，地方高校多依托知识、人力和设施资源与当地的政府合作；而近些年，将合作对象扩大到企业和当地居民，诸如空间或设施资源对外开放等更为活跃的合作形式也在不断涌现。

　　受适龄人口减少的影响，极端情况下，更多地方高校或陷入停课甚至倒闭的境地，进而导致高校闲置空间激增，因此，韩国政府提出要加强地方高校与区域的空间共享。地方高校一方面能够承接当地社区住房安置任务，为所在地青年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另一方面可以在“城市再生”②进程中发挥作用，建立社区和高校校园之间的生活复合体。在这些政策导向下，不少地方高校的图书馆、剧场、体育设施、商业中心逐渐向市民开放，大大提升了现有优质空间的利用率。

　　其一，产学合作空间利用。面对原有工科实验室和校内实践地旧址闲置的问题，地方高校深化与产学合作团体、地方产业的协作，革新高等教育治理结构，利用闲置空间建设高校产学合作综合体，推动高校与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釜山市在韩国首次规划“大学创新研究综合体”项目。一期项目（2015—2019年）旨在利用大学的闲置基础设施和研究成果在校园内构建高密度的产学合作生态圈，创造年轻人喜欢的高科技产业就业岗位，提高创业后成长型企业的存活率。2020年9月，共有7所高校参与“大学创新研究综合体”项目，其中韩国东明大学被选定为创建未来交通设备和智能机器领域的“产业大学创新综合体”，并获得71.6亿韩元的资助；2022年，有两所大学通过竞争，共计获得超过300亿韩元的支持，用于创建“大学创新综合体”。

　　其二，养老与终身教育空间利用。在政府支持高校银城建设、完善区域终身教育体系等政策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地方高校与当地企业法人、社团法人开展合作，在校园内共建兼具养老和终身教育功能的白银社区。韩国大邱大学、全北大学、庆北大学等地方高校的终身教育学院便是这一合作模式的范例。这些终身教育学院面向社区内55岁以上的男性和50岁以上的女性开放所有本科讲座。修得一定学分的中老年人可以获得名誉学生身份，与在校生一起听课，使用学生食堂、图书馆等校内设施，享受与在校生同样的行政服务支持。而为了避免大学学术氛围弱化，防止因公众不当使用设施引发安全事故，全北大学、群山大学等众多高校制定了外部人员使用大学基础设施指南，同时规划分时使用空间，以避免在学生使用高峰期造成的空间不足问题。部分有条件的高校还扩建了图书馆，增设外部人员专用通道和社区生活实验室，以避免学生与社区公众因学习资源使用而产生不必要的矛盾。

　　其三，创业空间利用。部分地方高校盘活闲置场地资源，设立了“代际融合创业校园”。这一平台不仅为准备创业的老年人提供办公场地、专家咨询服务，以及系统的创业教育，还创新性地将那些高职、高龄离退休人员所具备的先进理念、专业技能、实践经验、人脉资源与高校生的创意相结合，培养出有竞争力和创造力的创业团队。每个团队能够获得高达1亿韩元的原型开发费用和营销等业务费用，并获得免费的创业空间。不仅如此，团队在创业的各阶段还将获得包括教育、辅导、人际网络等方面的支持。其中，表现优异的创业团队，还将进一步获得后续投资、全球市场拓展方面的助力，以及后续启动资金（最高可达3000万韩元）。

四、地方高校的改革政策

　　韩国历届政府都高度重视地方高校的发展，近两届政府更深刻体会到“两化”带来的冲击，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尹锡悦政府甚至把地方高校的发展上升到了国政层面。

　　（一）从金大中政府到朴槿惠政府的地方高校改革政策

　　金大中政府最早提出将培育地方高校作为其高等教育政策支柱之一，把地方高校的发展纳入国家发展框架。在卢武铉执政以来，地方高校的培育被视为国家均衡发展的动力，大学成为推动地区创新和国家均衡发展的重点。与以往的政府不同，李明博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专门出台推进地方高校发展的政策，与从卓越性和有效性的角度选择地方高校作为重大项目的受益者的支持方法不同，李明博政府优先支持正在进行自救的大学。朴槿惠政府为培育地方高校制定了《地方高校和地方人才培育法》，确立地方高校培育的法律依据，建立了系统的晋升制度。

　　（二）文在寅政府的地方高校体系化管理与创新支持策略

　　文在寅政府秉持“以自主创新驱动大学合理规模发展”的核心政策理念，通过构建系统性机制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形成了从战略制定到分类管理、从生态构建到创新赋能的完整政策链条。为应对学龄人口下降与未来社会变革，政府一方面果断改革办学条件薄弱、财务状况不佳的大学，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提升整体教育质量；另一方面，着力打造首都圈与非首都圈高校间、普通院校与职业院校间的开放共享生态，构建跨区域、跨类型的教育协作网络。^[31]在此政策框架下，2021年5月韩国教育部出台的《大学体系管理与创新支持战略》，进一步细化三大实施路径：通过自主创新实现规模与质量动态平衡，推动破产院校改革退出以净化教育市场，以及建立系统化合作机制促进资源共享。

　　为确保政策实效，韩国教育部建立年度评估体系，从发展规划、教育条件、学术管理、社会贡献等维度对地方高校进行综合评价，据此划分为“边缘大学”与“自主创新大学”实施差异化管理。前者主要指办学资源匮乏、财务状况堪忧的院校，政府通过专项财政支持、结构性改革督导等手段实施精准帮扶，对确无改善可能者启动退出程序^[32]；后者则是具备稳定财务基础、主动适应区域需求、形成特色学科体系的高校，这类院校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科研成果转化、教育模式探索等方面发挥示范作用，政府通过政策倾斜支持其持续强化竞争力。

　　在深化合作创新层面，韩国教育部通过首都圈与地方高校课程互通、学分互认、双学位联授等机制，打破教育资源地域壁垒。同时，为了实现开放、共享、合作共赢的战略目标，文在寅政府启动了数字创新共享大学的建设，进一步推动高校与企业、科研机构共建师资、课程与设施，构建数字化人才培养共同体。这种立体化政策设计不仅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与高效利用，更通过分类管理激发高校内生动力，使自主创新大学成为区域创新枢纽，边缘大学通过改革获得新生可能，最终形成适应人口结构变化、服务国家创新发展的高等教育新格局。

　　（三）尹锡悦政府支持地方高校集约化发展的战略

　　2022年7月，尹锡悦政府提出“现在是地方高校时代”的施政口号，启动支持地方高校集约化发展的战略，期望通过促进地区和大学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培养当地人才，构建区域发展生态系统，加强终身教育和职业教育，助力公民持续提升自身能力。尹锡悦政府的政策设计隐含着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实践回应。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政府应减少对大学的直接干预，转而聚焦战略目标设定与绩效管理。政府通过放权赋能与目标导向的双重机制，既赋予地方政府和高校更大的自主权，又通过政策杠杆和资源调配确保改革方向，构建“弱化行政管控和强化战略引导”的新型治理模式。为了战略目标的实现，尹锡悦政府出台了四项举措。

　　其一，成立地方高等教育委员会，强化地方政府的权威及对地方高校的问责。为积极探讨适合当地情况的地方高校和地方人才发展路径，以地方政府为核心，制定地方人才中长期培养规划，成立教育部门和地方产业界共同参与的协商机构，为重大问题搭建讨论平台。此外，组织和运营由地方政府、大学、企业和公共机构负责人组成的审议和决策机构“区域协作委员会”，推动建立共享区域资源的综合信息管理网络。

　　其二，依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达成的协议，引入“区域人才投资协议制度”，联合地方产业、大学和教育部门共同培养人才。以此构建涵盖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创业就业、落户等方面的全方位区域人才发展体系，由地方政府牵头，与地方高校合作，自主推进区域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工作。通过推动校园空间创新，促进产学合作，吸引本地人落户和企业入驻，支持创建“地区联合研究生院”模式，培养本地高素质人才，并扩大对本地研究人员的优惠政策覆盖范围。

　　其三，韩国教育部把在2020年推出的以地方政府与大学合作为基础的区域创新系统扩展到整个非首都圈。在大学和企业之间开展与职业培训相关的实习活动，以及促进大学、企业、研究机构等主体联合开展技术开发和技术商业化进程。通过扩建校园创新园区，打造校内高科技产业综合体，充分利用学校闲置土地资源，将产学研集群引入校园内，增强对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吸引力。

　　其四，将高等教育创新专业化领域向非首都圈拓展。通过区域性监管专项案例、地方性案例，支持在高等教育创新专业化领域建立适合当地条件和特点的高等教育模式。^[33]具体而言，将首都圈目前运营的4个共享大学平台扩展至9个道市，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高等教育特区，特别是要充分借鉴首都圈“数字创新共享大学”的经验，建立地方新技术共享大学，共同开展新技术领域的人力资源培训工作，打造地方大学创新引擎，构建吸引人才到地方大学就读的激励措施体系。

五、启示

　　近年来，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以202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出现负增长为标志，“双化”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基于人口的传导效应，“双化”势必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我国人力资本的数量、结构和质量，最终作用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从经济层面来看，高等教育引发的经济效应可通过多种指标量化，如生产诱导效应、附加值诱导效应、就业效应、总收入效应等。此外，还会产生教育、消费、研发和社会贡献等效应。在增量发展的思维惯性和行动惯性下，应关注到这些“拐点”性质的重要变化，审慎思考如何推进高等教育的均衡协调和高质量发展，未雨绸缪，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提供有力的支撑。^[34]在“双化”时代，地方高校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危机，并可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给区域带来连锁反应。韩国应对“双化”的高等教育政策可提供一些参考。

　　（一）提升地方高校内外部治理能力

　　韩国历届政府对地方高校的支持和改革政策存在一些共性问题。首先，历届政府推动的地方高校培育政策，主要集中于法律依据完善和专项资金支持等方面，但对高校发展方向的规定缺乏系统性、一致性和连续性。其次，在支持高校的遴选过程中，基于自治和竞争、选择和集中的逻辑，进一步加剧了首都圈与地方高校之间的差距。再次，虽然政府尝试从国家均衡发展的角度化解地方高校的危机，但未能充分审视地方高校功能定位。最后，也是最严重的问题：过去几十年间，地方高校政策的推行过度依赖中央政府的主导，地方政府的参与度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地方高校治理不应被视为一套指导地方高校运作和决策的静态制度安排，它应该是一个过程。^[35]为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地方高校治理体系，增强其发展韧劲，有必要确保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问责制，构建地方高校能力和发展诊断体系，为规范、引导、激励提供依据。同时，地方政府可努力夯实与地方高校合作的基础，如规划和推进契合区域特色的合作项目，制定积极的支持举措以提升治理效能，而不是简单地提供财政支持。此外，还要搭建地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网络，明确各主体的权力和责任。

　　在解决城市和地区问题的过程中，地方高校同样需要优化制度环境，构建“敏捷响应”机制，对自身组织机构进行改革和调整，探索出新的组织形式——更有意义的协同、更有价值的合作、更具责任的创造，以及更具灵魂的机构^[36]，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主动拓展其教育、科研、社会服务功能，并积极利用已有的空间和设施，推动高校与区域间的联动与合作。

　　（二）根植地方建立区域创新生态系统

　　在“两化”背景下，韩国学者相继呼吁，地方高校除了发挥教育、研究和服务的作用外，还应该承担培养区域所需人才、研发支撑地区新兴产业发展的技术、改善地区居民生活质量的职能。其实，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地方高校的三大功能并未消失，只是其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地方高校通过人才培养和提供再教育为地区各领域输出优质人才，这是其教育功能；与地方企业密切合作，在研发中发挥关键作用，成为地方特色产业的增长引擎，通过新技术的创新和创造地区就业机会，发挥引领地区发展的研究功能；为居住在该地区的成人学习者开放文科教育、社会教育和终身学习项目，推动社区的质变，助力当地居民意识的提升、促进社会融合并提高生活质量，这是其服务功能。^[37]

　　由此看来，在区域经济、社会治理、国家均衡发展等方面，地方高校可以说是引领地方发展的核心力量，是实现国家均衡发展的重要基石。但我们更应重视地方高校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的作用，强调其根植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创新作为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手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区域创新系统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有用政策工具开始备受关注。区域创新系统是一个基于区域层面的产业集群、制度环境、知识基础设施、生产专业化结构和需求结构、金融环境，通过各类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实现区域创新的系统。由于新知识的产生作为区域创新的驱动力，并在区域内传播和应用变得至关重要，地方高校作为区域创新系统中关键的创新主体之一，其作用不容忽视。^[38]

　　当前，发挥好地方高校作用，需要政府和地方高校协同共商、提前谋划，以打造区域创新系统为抓手，引导高校赋能地方发展。首先，地方高校有必要与当地产业、其他高校、社区开展紧密合作，共同开发易于参与的研究项目，以此拓展改善教育环境的经费。其次，为推动地方高校在以其为中心的创新生态系统中发挥积极作用，地方政府有必要明确高校可通过引入创业孵化器、建立产学合作中心、吸引企业研究所入驻等方式获得财政支持。再次，政府需出台长期战略计划，推动地方高校，尤其是地方应用型高校向创业型大学转型，并以区域特色产业为核心，建立基于高校和产业人力、物力资源共享的平台。最后，随着社会治理和环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区域创新系统的主体结构已从传统三螺旋模式（政府、高校、企业）逐步拓展为包含科研院所、中介机构的四螺旋甚至五螺旋模式。因此，应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加强对地方技术转移中心和相关业务人员的培育，从而畅通区域创新系统中创新资源流动，为企业和社会提供多元化服务，助力科研成果转化落地。^[39]

　　（三）重新定位发展方向谋划人才培养改革

　　在“双化”背景下，我国地方高校需重新审视自身在全国甚至省内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当中的生态位，做出合理预判，避免同质化发展路径。部分韩国地方高校正因为忽视差异化发展，导致人才培养同质化严重，专业设置脱离实际，最终走向边缘化。重新定位意味着高校需放下身段，深入乡间田野、镇街社区，尤其要以平等姿态与中小企业建立多元合作机制，通过对话交流拓展办学资源，推进开放式办学。作为地方经济重要支柱的中小企业，大多规模较小、创新能力不足，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因此，为助力其在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中通过持续研发实现增长，必须推动其与地方高校开展有机合作以谋求创新。^[40]同时，地方高校课程设置和学科发展也要充分对接市场和社会需求，实行动态调整、滚动淘汰机制；此外，还需注重教学内容的延展性，强化课程的实践应用导向，切实提升毕业生的综合竞争力。

　　具体而言，可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重组以地方产业为核心的大学学科结构，制定以地方特色产业为中心的专业化战略。为此，有必要在省内的地方高校之间构建应用型学科专业联合发展体系，结合各地方高校特色制定产业人才培养计划，并据此推进学制结构改革。其次，基于对未来产业前景的预测，结合省市重点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制定跨学科融合课程计划，培养契合产业需求的定制化人才。最后，重视开展企业实习、企业定制教育等多元产教融合项目，以此促进面向行业内的实践型人才培养和联合科研攻关；同时，鼓励企业深度参与大学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四）依托原有空间和资源构建终身教育模式

　　“双化”时代，不应只关注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更要关注人口的质量。地方高校应积极响应当地居民终身学习需求，提供适合当地居民特点的教育培训项目，提升当地居民的整体知识水平，推动地方学习型社会构建进程。一方面，政府可鼓励地方高校建立终身教育联盟，实现区域内高校资源共享，为不同学科、专业背景、年龄段的人士提供继续教育和技能培训。特别是通过开设产业人才再培训课程，助力其掌握产业发展所需的实践技能。此外，地方高校需依据地方产业的创新发展，为产业人才的职业培训和再教育开设定制课程，促进地方产业人才的专业化发展。另一方面，地方高校需与高中、终身教育机构、职业培训机构进行联动，共同构建完善的终身教育体系，对现有学制进行全面改革；同时，运用各类数字技术提供各种模态的学习机会，主动适应环境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在教育模式的建立和运行过程中，应强化地方政府的作用，特别是争取更多财政支持，以保障终身教育的公益属性。

　　注释：

　　①2023年，地方高校倒闭的顺序由南到北与韩国樱花开放期顺序同步。韩国《中央日报》称之为“樱花结局”。

　　②“城市再生”是一种强调城市人口规模扩大的同时，提升城市生活的质量的理念。

　　参考文献：（略）

The Reform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Local Universities in South Kore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ow Fertility Rate and Aging

WANG Jiatong¹   FENG Xufang²   HE Haiyan³   ZHANG Manna⁴

(1.Research Department,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oxing 312000, China;

2.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Zhejiang Polytechnic College of Industry, Shaoxing 312000, China;

3.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Zhejiang Polytechnic College of Industry, Shaoxing 312000, China;

4.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South Korea has been facing the dual demographic challenges of a low fertility rate and an aging population, posing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its higher education, especial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universities. The shrinking school-age population and insufficient government funding have led to the closure of some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ever, supported by successive government policies, some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carried ou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restructured their strategic orientation, strengthened university-community cooperation, and achieved dynamic growth.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shifting population size and age structure, China’s local universities face similar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South Korea’s experience offers valuable lessons, including improv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governance capacity, embedding reg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 repositioning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o guide talent training reform, and building lifelong education models by leveraging existing spatial and resource advantages.

　　Keywords: Low fertility rat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South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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