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质量测量手段和同行评价的一部分，声誉调查法在国际大学排名中被广泛应用。全球性大学排名，如《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QS世界大学排名（Quacquarelli Symond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全球大学排名（U.S. News & World Report Best Global Universities Ranking），以及国际/区域性大学排名，如加拿大《麦克林》杂志（Maclean）排名、波兰《远景》杂志（Perspektywy）排名均采用了声誉调查数据。本文对声誉调查法在国外大学排名中的应用进行了介绍，并基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对声誉调查法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最后提出一些批判性的思考。
 
　　一、高等教育机构声誉的概念
 
　　“声誉”的概念因学科和时代而异。声誉理论源于企业管理理论，属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学者巴登富勒（Baden-Fuller C）、拉瓦茨罗（Ravazzolo F）、施魏策尔（Schweizer T）曾对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界定的“声誉”概念进行梳理和总结，发现“声誉”作为一种资本对组织的意义备受关注。由此，巴登富勒等人结合已有研究，界定“声誉”为：由一群特定的人所做的，对于一个机构的资源和能力的评价^[1]。声誉的特点包括：形成期较长，相对稳定，并且能够预测组织未来的表现和行为，很多时候被视为质量的代名词^[2][3][4][5]。此外，由于声誉对组织的影响不可见、不可量化，一些学者将其比喻为宇宙中的暗物质。^[6]
　　高等教育机构的声誉通常被定义为：一所大学拥有的质量、影响力、可信度在人们眼中的图像；它是一个机构为了创造这个外部形象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的主观反映，与一个机构的质量可能有关系，但也不完全等同^[7]。企业声誉的特点同样适用于大学的声誉：大学的声誉同样基于大学长时期的表现^[8][9]，此外它也是一种资本，良好的声誉可以为大学或学院带来较高的工作满意度，吸引更多人才前来应聘，获得更多的财政支持以及更好的生源^[10]。随着高等教育以及大学排名的全球化，高等教育机构在走向全球的过程中开始了“声誉竞赛”（reputation race），世界各地的高校设法增加本校的国际学生和国际教授数量、花费大量物力和财力印发宣传材料、提高学校曝光度和强化宣传效果，以增加声誉资本，提高本校在大学排名中的位置^{[11][12][13][14]}。2006年，一项面向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202所高等教育机构管理者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3%的受访者希望能够提高本校的国内排名，82%的受访者希望能够提高本校的国际排名；70%的受访者希望本校能够进入国内排名前10%，71%的受访者希望本校能够进入全球排名前25%。^[15]
　　近年来，大学声誉受到了理论界和实践界的热切关注。由于世界大学排名机构的排名是反映大学声誉的直观方式，通过排名获得的声誉往往具有较高的国际能见度。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也时常以大学排名为基准考察一所大学声誉的高低。有鉴于此，笔者尝试深入分析声誉调查在大学排名中的具体应用情况，以期为利益相关者正确使用声誉排名结果提供有益启示。
 
　　二、国外大学排名中的声誉调查法
 
　　作为间接的质量评估方法，声誉调查法在国外大学排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排名的早期时代，当下广泛采用的科学计量学指标尚未建立，声誉调查和同行评价是最为常用的排名方法^[16]。最早采用声誉调查法的大学排名可以追溯到1925年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主席雷蒙·修斯（Raymond Hughes）发布的声誉排名，这同时也是最早的大学排名^[17]。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演变和发展，声誉在大学排名体系中成为一个全有或全无型（All or nothing）的指标，即一部分排名已经放弃了声誉指标，但是保留声誉指标的大学排名一般会赋予声誉较大的权重^[18]。如表1所示，目前国外主流的大学排名使用的声誉调查数据占据了20%～50%不等的权重。
　　 　　
　　声誉调查的基本流程一般包括四步：第一步，由评价机构界定出合适的评价者，如学者、学生、企业管理者等利益相关者；第二步，邀请这些评价者根据一定要求评选出符合特定标准的高校；第三步，评价机构根据一定的方法论处理和分析数据；第四步，向公众发布排名结果。目前主流大学排名的声誉调查有很多共性，一般保持每年一次的调查频率；大部分调查希望评价者聚焦于自己熟悉的领域和地区，尽量避免外行人评价；一般采用“邀请制”作为唯一参与方式，以保证参评者质量；很多排名会综合最近几年的声誉调查数据作为最终声誉分数。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采用5个评价指标：教学（30%）、科研（30%）、论文引用（30%）、国际化程度（7.5%）、产业收入（2.5%）；其中，教学指标中的15%、科研指标中的18%由声誉得分构成。2018年的声誉调查委托了科技文献出版商与数据提供方爱思唯尔（Elsevier）执行。爱思唯尔根据联合国全球学者及研究者数量地区分布数据库筛选评价者并发出邀请，最终全球共有138个国家的1万余位学者参与调查。其中，按参与者所处地理位置划分，32%位于亚太地区、26%位于西欧地区、22%位于北美地区、20%位于其他地区；按参与者学科领域划分，18%为工程技术、16%为物理科学、13%为临床和健康、13%为生命科学、40%为其他学科。为了使数据更加接近于全球学者实际的地区分布和学科分布，排名方会对数据进行加权处理。每位评价者需要分别列出至多15所在自己学科领域内科研表现最卓越的高校、教学表现最卓越的高校。计算分数时，将科研与教学领域被提及次数均位列第一的哈佛大学得分设置为100分，其他高校被提及次数与哈佛大学之比为该高校声誉得分，最近两年声誉得分与其他指标数据综合处理后得到《泰晤士高等教育》2019年世界大学排名结果。^[19][20]
　　QS世界大学排名采用6个评价指标：学术声誉（40%）、雇主声誉（10%）、师生比（20%）、师均引用率（20%）、国际师资比例（5%）、国际学生比例（5%）。学术声誉调查和雇主声誉调查均分为5个部分：第一部分，要求受访者提供姓名、工作单位、联系方式、职务、性别、地区等个人信息；第二部分，学术声誉调查要求受访者选择自己熟悉的区域和学科领域（可以多选），雇主声誉调查要求受访者提供自己熟悉的区域和所在行业的信息；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学术声誉调查要求受访者列出在自己熟悉的区域和学科领域内表现卓越的院校，雇主声誉调查要求受访者列出满足招聘需求的应聘者的毕业院校，国内院校最多列举10所，国际院校最多列举30所；第五部分是结束语和附加信息，邀请受访者填写自己的选择理由、对声誉调查的反馈等。2018年有8.3万余名学者参与了学术声誉调查，参与者平均工作年限19.9年，半数参与者是教授或副教授；有4.2万余名雇主参与了雇主声誉调查，来自工程、咨询、制造业、教育行业的参与者最多。为了增大样本量、提高排名稳定性，QS世界大学排名综合最近5年数据得到最终的声誉分数。^[21]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全球大学排名采用13个指标，其中全球科研声誉、区域科研声誉各占12.5%。2018年排名采用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学术声誉调查数据，共105个国家和地区、2.8万余人受邀参与调查，其中67%为教研人员，16%为科研人员，17%为其他人员。评价者根据要求评选出自己熟悉领域内的项目和学科，与前述两个排名较为类似。为了使数据更加接近于全球学者实际的地区分布和学科分布，科睿唯安会对数据进行加权处理。与QS世界大学排名类似的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全球大学排名也会综合最近5年声誉调查数据得到最终结果。^[22]
　　对比三大全球性大学排行榜最新发布的声誉排名可以发现，虽然各排名在问卷设计、回收率、样本量和样本分布、数据处理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总体上得到的结果差异并不大。在2018年排名中，哈佛大学均稳居各大排行榜首位；麻省理工大学、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洛杉矶加州大学等高校在三大排名声誉排行榜中的位置有一定差异，但是均位列前十（见表2）。
   
 
　　三、声誉调查法的潜在问题
 
　　将声誉调查法应用在大学排名中有许多优点。首先，声誉具有相对稳定性^[23]，声誉调查法能够有效避免学术界的“暴发户”（upstarts）影响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等老牌名校在大学排名中的位置^[24]；其次，声誉调查能够准确记录专家们的观察和理解，具有一定的科学性^[25]；再次，声誉调查法的表面效度较高，测量结果一般与人们的预期相符^[26]；最后，声誉调查不容易受到干扰，政府或其他机构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的可能性较小^[27]。与此同时，仍有众多学者针对声誉调查应用在大学排名中的合理性提出质疑。通过文献梳理，笔者发现，当前学者们针对声誉排名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从调查对象角度来说，声誉调查存在评价者偏见问题；从调查设计角度来说，目前的声誉调查设计不够严谨、缺乏科学性。
　　（一）评价者偏见
　　评价者偏见，意为评价者的身份会影响其判断。如果评价者对评价项目了解不足，或者评价者有意偏袒某些待评项目，都会造成评价结果的不同。
　　由于评价者对待评项目了解程度不足造成的评价误差，包括光环效应（halo effect）和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等，这也是声誉调查法被广为质疑和诟病的问题。一般而言，评价者无法得知有关待评项目的全部信息^[28]，他们最熟悉的往往是自己工作或学习过的地方，而对其他高校情况不甚了解^[29]。1993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NRC）关于研究生院的声誉调查中，超过50%的评分者对2/3的待评项目都不了解^[30]。2009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声誉调查的问卷回收结果显示，佛蒙特大学校长对262所参评高校中近乎一半的高校都不甚了解，选择了“不知道”^[31]。一般而言，非学术界的评价者所知更少^[32]。由于不熟悉，评价者往往会参考已有的排名结果，而已有的大学排名又或多或少是基于高校过去的声誉得出，从而造成大学排名结果的自我参照和自我循环^[33][34]。费德凯伊（Federkeil G）^[35]、哈泽尔科恩（Hazelkorn E）^[36]等学者认为大学的声誉是一项可自我继承、自我再生、自我循环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地位资产（positional goods），同时还可以转化为经费拨款等经济资产（economic capital）再次投入到大学的建设中。鲍曼（Bowman N A）和巴斯特多（Bastedo M N）利用2004-2006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197所大学的排名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声誉得分会随着已有排名顺序的变化而变化，并且第一年的排名顺序最为关键，第一年的排名对第二年的声誉调查结果具有显著影响，从而得出结论：大学排名中确实存在锚定效应^[37]。多项研究认为声誉调查更加有利于发达国家、英语母语国家、国际化大城市、历史悠久且已有名气的大学，而新建的、缺少名气的大学则难以在大学排名中立足。^{[38][39][40][41][42]}
　　评价者偏见在国际性的声誉调查中更加明显，因为评价者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学了解程度往往低于国内的大学，更倾向于参考已有排名结果^[43]。学科、院系或项目的声誉调查中存在光环效应。学科和院系常常受益于学校的光环，或者被学校整体的低排名所埋没，得到与实力不符的排名结果。事实上，声誉调查中总是存在一些高校被高估而另一些高校被低估的现象^[44]。同一所高校，不同学科间的声誉可能相差很大，比如柏林洪堡大学在德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心的排名中，医学的知名度远高于计算机科学，二者被评价者提到的概率相差10倍左右^[45]。而以学校为评价单位的声誉调查导致一些弱势的学科和院系也能够因为学校的良好声誉而获得高分^[46]，甚至某些不存在的专业和院系也能够借助学校的光环荣登排名前列，比如在德国的一项商科排名调查中，海德堡大学的商学专业跻身前六，而事实上海德堡大学并没有该专业^[47]。类似地，普林斯顿大学法学院在声誉调查中也备受青睐，尽管普林斯顿大学并没有法学院。^[48]
　　评价者常常有失客观，有时还会出于利益考虑故意操纵排名。基于声誉调查数据的排名具有很强的主观性^[49]。学者们通常更加偏爱在自己研究领域内表现较为突出的院校，以及学术范式更加相似、更能引起自己学术共鸣的研究机构^[50][51]，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基于声誉调查的大学排名只不过是“传闻”（hearsay）、“八卦”（gossip）和“人气竞赛”（popularity contests）^[52]。更为严重的是，有些评价者会有意识地提高自己所在机构的排名^[53]，甚至刻意降低对手院校的排名，即排名操纵现象^[54]。这是由于大学排名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零和游戏，一所高校排名的提高总是以另一所或多所高校排名的降低为代价，在其他高校竞相采取手段提高自己排名的情况下，如果不主动行动只能被动地沦为输家，导致操纵排名成为默认的“潜规则”^[55]。2009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名遭遇严重的信誉危机，克莱姆森大学、佛罗里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等多所高校被报道存在操纵排名的嫌疑，在排名中为提高本校排名而刻意给其他高校打低分，其中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副校长只给本校和美国新学院大学两所高校“杰出”（Distinguished）评价，而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等其余260所美国高校仅得到“胜任”（Adequate）评价^[56]。克莱姆森大学7年间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中成功由全美第38名跃升至第22名，该校排名数据负责人瓦特在美国院校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年度会议上公开克莱姆森大学的“成功秘诀”，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给本校以外的所有高校评分为“低于平均水平”（below average），而且瓦特表示自己坚信克莱姆森大学并不是唯一采取行动的高校，一些参会者甚至对克莱姆森大学的行为表示肯定。^[57]
　　（二）声誉调查的设计问题
　　从声誉调查的组织方式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第一，声誉调查对象的选择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声誉调查的对象一般是校长、副校长、院长、主席、招生办主任、学生、企业雇主等直接的利益相关群体，不同的利益群体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视角，或者出于群体利益的考虑故意伪造评价，都会带来评价者偏见问题^[58][59][60]。此外，采用邀请制的声誉调查一般会忽略规模较小或者新建立的院校^[61]，而没有话语权则意味着在排名中不占优势，从而间接损害了这些院校的利益。
　　第二，部分声誉调查的范围过大。一方面，由于光环效应在国际化声誉调查中更加显著，国内声誉排名的有效性往往更高；另一方面，学科、院系、项目的光环往往与学校的光环相互掩盖。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声誉调查的范围不应过大，应限定在特定学科领域、国家范围内开展，以保证选择的调查对象对待评项目相对了解、提高结果的有效性。^[62][63]
　　第三，声誉指标的权重缺乏依据。大学排名中，权重代表指标在排名者心目中的重要性，权重越大说明排名者认为该指标越重要；指标的选择以及权重赋予都会对排名结果产生重大影响^[64]。而目前关于大学排名指标权重设计的研究还非常少，声誉指标应该占据多大权重也尚无定论。QS世界大学排名因其过于倚重声誉评分，赋予声誉指标50%的权重而受到诟病，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目前问题最多的排名体系^[65]。《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全球大学排名也存在类似的问题^[66]。而《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把声誉指标权重由50%调整至33%后，一些研究者认为其综合性有所提高。^[67]
　　第四，声誉调查的频率过高。沃克维因（Volkwein J F）与斯韦策（Sweitzer K V）认为，大学发生显著改变往往需要3～4年时间^[68]。一些研究发现很多高校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全球大学排名的声誉得分10年内都基本没有变动^[69]。因此，部分学者质疑目前每年都发起的声誉调查和发布的排名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有“售卖”排名的嫌疑。^[70]
　　第五，声誉调查的公开性不足。由IREG学术排名与卓越协会（IREG Observatory on Academic Ranking and Excellence）制定的“柏林原则”（Berlin Principles）强调为受众提供有关排名制作的所有信息。学者们也认为，排名机构应尽可能提高信息的公开性与透明度，尽可能详细地提供调查的回复率、样本分布、数据处理手段等信息，以检验和进一步提高声誉调查法的有效性^[71][72]。但是目前很多排名的声誉调查相关信息均未公开。
 
　　四、总结与讨论
 
　　主流观点认为，定量与定性指标相结合能够更好地评估大学的整体实力。作为一种定性指标，对大学声誉的恰当描述及合理的权重设置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话题。本文首先对国外大学排名中的声誉概念以及声誉调查法进行了介绍，并总结出该方法存在的两大缺陷：一是评价者偏见问题，即由于评价者对评价项目了解不足，或者评价者有意偏袒某些评价项目造成评价结果有失公正；二是声誉调查设计不够严谨、缺乏科学性，主要表现为抽样的不严谨、调查范围过大、评判标准与权重标准的缺失，以及声誉调查的频率过高、结果的公开程度不足。大学排名本应是一个集科学性、客观性、公平性等价值诉求为一体的行为，而当前声誉调查法在大学排名中引起的争议，势必对排名机构的公信力带来负面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声誉调查法在国外大学排名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反映一所大学的地位和底蕴方面具有优势，因而对政府、高校、学生、家长、企业雇主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决策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也必须承认，声誉调查法至今仍存在一定局限，诸多因素都有可能对排名结果产生影响。因此，用户在使用排名结果时必须保持谨慎态度，同时对排名的方法论也应当有清晰的了解。事实上，作为社会公众认知的结果，大学声誉的形成过程是复杂的。由于大学组织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对于大学声誉的测评指标也在不断发展中。^[73][74]
　　声誉是利益相关者进行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对声誉影响力的判断仍然不能脱离具体的情境。在我国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宏观背景下，国内学者还应当结合本土情境，深入了解大学声誉形成的动力和机制，分析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丰富大学声誉的学理研究，在高等教育声誉管理领域提升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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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研究型大学社会声誉的形成机理及提升策略研究”（编号：71774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