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非高等教育的政策价值分析——基于《澳门特别行政区非高等教育中长期规划(2021—2030)》的政策文本
摘 要:《澳门特别行政区非高等教育中长期规划(2021—2030)》作为澳门非高等教育领域的规划性、纲领性文件,勾勒了澳门十载非高等教育发展的蓝图,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从其政策价值的三个基本向度,即价值选择、合法性和有效性分析发现,该规划体现了凸显人的发展、关照本土社会及爱国爱澳三个层面的价值选择;通过民主参与的程序和问题导向的策略获得合法性;同时因措施和目标契合度高、目标措施具有柔性与可行性特征而获得有效性,但仍有改进空间。在此规划背景下,澳门非高等教育发展仍有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包括在澳内地劳务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教育发展规划的参与问题及“爱国爱澳”教育的评估等。
关键词:澳门;非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澳门特别行政区非高等教育中长期规划(2021—2030)》;政策价值
中图分类号:G51
文献标志码:A
作者简介:李思敏,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上海,200062);施雨丹,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广东省决策咨询基地华南师范大学港澳青少年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华南师范大学港澳台教材综合研究基地核心专家(广州,510631)
基金项目: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2023年度教育部规划重点项目“内地(大陆)高校港澳台学生国情教育教材现状及对策研究”(编号:2023GH-ZDI-GAT-Y-01)
非高等教育是澳门特有的教育语言,指大学教育和高等专科教育以外各种类型的教育,涵盖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以及其它持续教育[1]。尽管教育类型有所差异,但总体上可将其理解为相当于内地的基础教育。澳门自回归以来在教育领域积极响应和落实国家宏观政策,不断推进教育改革、创新教育发展机制,重视以法律政策统领教育发展全局,较好地掌握了教育治理的主动权,先后颁布《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非高等教育私立学校教学人员制度框架》《本地学制正规教育课程框架》与《本地学制正规教育基本学力要求》等相关法律政策,并于2011年颁布第一个《非高等教育发展十年规划(2011—2020年)》,推动澳门非高等教育系统持续地进行改革[2]。2021年6月,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以下简称教青局)发布《澳门特别行政区非高等教育中长期规划(2021—2030)》(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既是对前次规划的传续与澳门非高等教育系统的持续优化,也是对国家“十四五”规划等各项未来规划以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积极回应,标志着澳门正式启动了面向未来的新一轮教育改革与发展,突出体现了澳门非高等教育发展的连续性与前瞻性。那么,《规划》承载了澳门非高等教育发展怎样的价值?为何选择这些价值?又能否实现这些价值呢?要回答这三个问题,必须对《规划》的价值选择、合法性及有效性三个基本向度进行分析。
我国学者刘复兴在《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一书中提出价值选择、合法性及有效性是描述教育政策价值特征的三个基本向度,在现象形态、本体形态及政策过程三个维度上具有分析意义[3]。价值选择即对其指向什么样的教育问题进行分析,体现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特征[4]。合法性的向度是对《规划》中价值选择的合目的性进行分析,即确认价值选择是否符合澳门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需要,并在社会范围内被承认和接受。它表明《规划》价值选择的正当性、有益性与公正性,既是教育政策价值选择的依据,又是教育政策获得有效性的必要条件[4]。所谓有效性是指教育政策选择价值和创造价值过程的有效性[3] 48-50。对有效性的分析即对《规划》的价值选择及其实施是否能够有效解决相关政策问题、完整实现既定目标的未来研判。由于教育政策的有效性与政策过程相联系,其本质是对观念中的选择和实践中的选择即价值选择及活动程序的合规律性进行审视[3] 48-50。总体来说,对澳门《规划》的分析要从这三个向度进行,缺一不可。
一、《规划》的价值选择向度
教育政策作为政府制定的在教育领域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系列目标及措施,是对特定社会变化的回应,在政策内容和政策过程中负载着重要价值。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背景下,《规划》提出“培养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发展学生软实力”“提升幸福感”和“加强创意与科技教育”四大发展方向,其中的价值选择蕴含着当代语境,从个人、本土及国家三个层次体现了澳门教育政策在新时代的价值取向。
(一)人的价值指向
教育政策的最高价值是正义性,包含实现个体尽可能的自由、完善和发展,追求公共利益以及追求社会普遍的教育平等三大基本要求[3] 111,最终指向人的价值。《规划》从社会平等的宏观视角及人的发展的微观视角完善了“人”作为价值主体在教育活动中的地位。
首先,澳门历来十分重视办学自由、教学自由及学术自由等权利,教育自由在澳门得到充分体现[5,6]。然而,只追求充分的教育自由显然并不全面,还要有教育公平的社会价值追求。因此,在宏观层面,《规划》的正义性突出表现在对受教育权与教育平等的保障、对弱势群体的援助以及推动评核体制多元变革三个方面,从教育起点、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平等三个方向指明改革方向和工作内容。
其次,人是教育的出发点决定了人的发展价值是教育政策的价值尺度。澳门第一个十年规划《非高等教育发展十年规划(2011—2020年)》的愿景由澳门教育传统、教育方针、十五年免费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中学小班制、课程与教学改革、持续教育和终身学习等核心要素构成。这些核心要素对教育活动和政策活动本身的规范全面且具体,但“人”的价值取向不足甚至缺席。随着十年来澳门教育治理不断完善,此次《规划》愿景从规划教育系统发展的宏观视角转向关注个体发展的微观视角,其侧重点在于人的价值观、需要、情感、素养与能力,意味着澳门教育政策价值的取向,从“为社会而教”转向“为人而教”。可以说,以人的发展价值作为《规划》的核心价值取向,在澳门作为发达经济体有更多资源和能力以人的发展作为优先价值的今天,更具有合理性和先进性。
(二)本土化的价值指向
澳门教育本土化意识形成和制度建设较晚。1992年澳门教育史上首部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法《澳门教育制度》的颁布,标志着澳门教育主体化和本土化的开端[7]。如何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完善澳门现代教育制度、进行本地课程改革、培养适应本地教育变革的教师,成为澳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议题。自2006年《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颁布后,澳门开始着手建立既符合澳门历史特点和发展需要,又兼具本土性、创新性与现代性的非高等教育制度[8]。
此前《非高等教育发展十年规划(2011—2020年)》主要着眼于法律和制度建设,为澳门教育本土化搭建宏观制度架构,包括教育制度的修订完善与课程制度体系的改革。本次《规划》在教育本土化方面的重点工作由“建”转为“行”,从制度等硬件建设走向课程、教学、教师等软件完善,尤其是本地教材建设乃是重中之重。这是因为澳门教材长期依赖我国台湾、香港或内地输入,尤以香港教材在其中具有支配地位[9]。对外地教材的依赖实质上意味着对外地课程大纲和课程发展方向甚至是人才培养规格的依赖。在本地课程框架及基本学力要求顺利推进和部分本地教材已开发使用的新形势下,《规划》明确了通过教材本地化促进教育本土化的重要方向。
可以说,推进澳门教育本土化是促进“爱国”与“爱澳”紧密联结,加强国家认同,提升澳门同胞身份认同的重要路径。完成教育的本土化进程,筑牢教育本土性根基,最终实现源于澳门真正的“本土生长”[10]已篆刻在《规划》的价值体系之中。
(三)“爱国爱澳”的国家指向
“爱国爱澳”教育是澳门特区政府施政的重点工程。澳门制定了一系列国家指向的教育政策,还构筑了一套以系统培养青少年“爱国爱澳”核心价值为宗旨的教育体系[11]。以《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为指导,教青局陆续颁布相关教育政策及法令,编订课程框架及基本学力要求,构筑“爱国爱澳”教育体系的架构[12]。“爱国爱澳”教育体系以课程体系为主架构,植根于中文、品德与公民、历史、常识等与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密切相关的学科课程之中。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的实施,《规划》以国家指向统摄全局,接力完善“爱国爱澳”教育体系,首次明确“培养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首要方向以及完善“爱国爱澳”教育体系的工作内容[13]。也就是说,“爱国爱澳”教育是此次《规划》的四大发展方向中的重中之重,在促进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维护澳门社会稳定繁荣的今天具有鲜明的国家立场和时代意义。它从学科课程目标、教材、教师队伍、课外活动框架等全方位指明“爱国爱澳”教育存在的短板和改革新目标,以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为总抓手,逐一落实《规划》的“爱国爱澳”目标,其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全面回应是明确且前所未见的。
二、《规划》的合法性向度
合法性是《规划》获得权威性的基础,其价值选择是否符合社会期待并被承认与接受,包含程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个考察维度。
(一)程序合法性:民主参与,研制新一轮教育规划
教育政策价值选择的合法性首先来源于民主的过程,与决策过程的民主化相联系,这就是程序合法性。《规划》从两个方面保障了程序合法性:一方面,《规划》的制定过程始终遵循澳门教育政策制定的传统及法令要求;另一方面,程序的科学性与民主化保障《规划》的价值选择获得充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规划》从2018年开始启动到2021年正式颁布历时近三年,分四阶段完成。在第一和第二阶段,教青局搜集相关教育议题,组成非高等教育委员会下设的专责小组和顾问团队,通过实地走访16所学校和5个教育团体以及举办主题座谈会听取学生、教师、学校负责人等群体的意见,在参与的2100位师生和其他各界人士中共得到100份发言意见[14]。在充分听取意见的基础上,《规划》于2020年12月5日起通过网络媒体及其他多种渠道进行为期49天的公开咨询进入第三阶段。公开咨询期间,教青局举行了五场公开咨询场会及三场不同持份者的座谈会,参与对象包括学校领导、教师、教育团体、学生与家长等社会各界人士,共计690人出席参与,93人发言,收录200条意见[14]。最终,该次公开咨询共收集到978条意见,对四个重点发展方向表达意见和提出建议,其中“优化教师队伍建设”(117条,约11%)、“幼儿教育”(111条,约11%)、“提升幸福感”(106条,约11%)、“持续推进课程、教学与评核改革”(81条,约8%)以及“加强创意与科技教育”(67条,约7%)五大议题最受瞩目[14]。在第四阶段,教青局于公开咨询期结束后的180天内将所收集的意见汇集,编制咨询项目总结报告,并按《公共政策咨询规范性指引》发布《规划》的最终文本。
总体上,《规划》综合运用多元方式,广泛收集公众意见,在促进《规划》贴近公众需求和社会需要的同时,凝聚共识,加强公众和持份者的参与和自由表达,有利于实现决策过程的民主化和提高公众的理解程度,保障《规划》决策程序的合法性。
(二)实质合法性:问题导向,回应社会和时代发展需求
教育政策的实质合法性指政策的实质内容符合社会所承认的普遍性规则,其本质在于价值选择是否符合人们的需要和价值理想,体现了价值选择的合目的性[3] 81。以问题为导向往往是教育政策回应社会和时代发展需求的关键所在。《规划》立足澳门,以本土问题为导向的同时把握好澳门、国家和全球化发展趋势以有效回应澳门社会的发展需求。
就澳门发展脉络来看,澳门面向未来的教育发展目标趋向更公平、更高品质和更多元化,培养适应未来发展的公民。但是,澳门教育仍面临诸多深层次的挑战。例如,教育空间如何扩容的问题。以私校为主的非高等教育系统因土地资源不足等因素影响,学校之间的环境存在极大差距。有些裙楼校舍使得学生在校内不见蓝天,更遑论其他设备与活动空间,而有些学校光是礼堂造价已是数以亿、千万计算[15],裙楼校舍改造等关涉教育公平的细节工程任重而道远[16]。其次,实现教育更高品质发展与教师角色息息相关。澳门非高等教育现有教学人员①7615人[17],将其打造成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一直是澳门教育改革的方向以及民众关心的议题。自2012年《非高等教育私立学校教学人员制度框架》实施以来,教师的社会地位、薪酬和福利待遇等都得到了提升。以教师专业发展为例,有教青局统计显示,澳门具师范培训教师比率总体呈上升态势[18],每年教学人员培训的参加人次维持在4万以上[19]。但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非一日之功,更非一个法律文本就可以解决,尤其是在物质保障逐渐完善的情况下,关注教师工作压力、心理健康等是优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未来方向。此外,近年来澳门社会普遍关心幸福感的问题,希望政府、学校及家长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采取措施帮助学生改善压力和负面情绪,提高幸福感。
就国家发展脉络来看,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澳门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方面,澳门以培养青少年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为要旨,在所有教育流程和环节都融入国家认同的内容,筑牢了澳门“爱国爱澳”教育体系[11]。为实现与祖国发展同频共振,以“爱国爱澳”价值观为澳门教育工作的底色是今后继续坚持的工作方向,也是维持澳门稳定繁荣的民心所向。另一方面,回归祖国以后,澳门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增长、民主政治稳步推进与民生综合水平不断提升三大成就,开创了“一国两制”事业新局面。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等国家部署也为澳门进一步繁荣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如何用好中央支持澳门发展的政策迎接经济适度多元化和人才资源的挑战,深化同内地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教育合作,继续探索粤港澳大湾区教育领域的合作模式,有效参与缔结姊妹学校,推动学生、教师之间的交流与考察,把握好协同发展的新机遇,是澳门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澳门的多元化教育系统是近代历史影响下多元碰撞、多元交融的结果,体现出浓厚的中西合璧特色。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或地区间的教育合作与交流更加频繁,澳门也肩负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提出要培养学生的全球化意识和广阔视野、适应未来社会变迁的能力、区域竞争能力以及成为世界公民的能力。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澳门有必要保护本土文化和历史,保持本地特色的同时不能漠视母体文化的存在,更不能粗暴割裂地方与国家密不可分的纽带[20]。这是澳门教育应当承担的时代责任。
针对澳门本土语境产生的问题、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需求以及全球化的双刃剑,《规划》提出的发展方向和措施均针对性地回应了上述社会议题,在公开咨询过程中获得了普遍支持,既体现了实践主体的目的,又满足了实践主体的需要,在体现正当性、有益性和合理性的基础上获得了实质合法性。
三、《规划》的有效性向度
《规划》能否实现既定的愿景和目标,需要从契合度和可行性这两个基本问题出发进行分析。
(一)措施合理:契合发展愿景和目标
《规划》的有效性在于各项举措能够满足澳门非高等教育发展的愿景和目标,回应社会各界的诉求。 《规划》提出九项重要措施,既呈现出人的发展性与社会适应性相衔接、优质化与公平性相结合的特征,又兼具本土性、区域性与国家性的特色,集中回答了人的发展、本土发展与国家发展的时代之问。
一是体现了人的发展性与社会适应性相结合的教育理念,为营造以人为本的育人环境提供了正确导向。《规划》贯彻“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以平衡个人发展和社会需要、兼顾个人情意态度和未来社会能力为重要原则,通过“促进学生安全和身心健康”与“完善终身学习体系”的两项重要措施关注学生和社会发展不同层次的需要。
二是符合澳门对更优质与更公平的非高等教育的理想追求,为保证教育公平和质量提供了政策保障。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策划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PISA)的研究,澳门一直被评为具有优质且教育公平的地区[13]。根据PISA 2018年的研究结果,澳门更被评为唯一一个教育质量持续快速推进的地区[13]。这些成就一方面来自基于历史条件和自身特点的教育改革;另一方面则基于公平是澳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澳门致力于建设恒常性的教育投入机制、建立各项保障学生受教育权的制度以公平地促进学生学习成功。因此,《规划》提出“持续推进课程、教学与评核改革”“完善免费教育和义务教育”的重要措施。
三是明晰了非高等教育系统的优化方向与立场,为改善教育生态指明了道路。近年来,澳门充分保障教育资源投入。自2015年至2019年,非高等教育公共开支占政府总公共开支的比例从9.1%增加至9.6%,总体呈上升态势[18]。同时,澳门按照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和提升效益的原则梳理教青局下属教育基金的职能,整合对非高等教育机构、学生及教研人员的资助,提高教育政策的协调性和有效性,合理利用公帑,提升资源运用的效益,取得了明显成效[14]。《规划》延续对效益性的重视,提出“保障财政资源投入”的重要举措,从三个层次保障教育系统有效公平运行,包括保障公共教育开支以落实居民的教育权利;合并教育范畴自治基金的机构组织和优化各项津贴;按社会发展需要持续改善并调整资助类型和形式。此外,优化教育生态的总目标要求对教育系统进行全方位的优化,建设生态型教育系统,包括“优化教师队伍建设”“建设优质校园环境”“优化学校系统、改进对教育的领导和学校的内部环境”三个方面。至于影响澳门教育生态的外部支持因素,《规划》提出继续“加强教育区域合作”,与前次《非高等教育发展十年规划(2011—2020年)》相比,既要落实粤港澳大湾区的教育合作事宜,又要从中华文化、中国立场出发加强与葡语系国家和区域、教育先进国家以及国际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是对本土、区域与国家三者关系的良好把握,对于在国际互动中坚持中华文化与中国立场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
(二)柔性执行:目标措施具有可行性
《规划》因其愿景和目标对社会需要和公众诉求的合理回应获得有效性的同时,也因为合理规划和柔性话语提供了政策执行的弹性空间,有利于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规划目标而保障其有效性。首先,在《非高等教育发展十年规划(2011—2020年)》于2016年已推进83%、进展相当理想的同时,已开始着手准备下一轮十年《规划》,针对往期情况继续制定新规划,保障政策的延续性[21]。其次,《规划》所提出的发展目标与措施考虑到人的发展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大多具有宏观性与弹性特征,有利于执行主体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多种方式执行,执行方式具有灵活性。此外,文本以诸如“优化”“完善”“促进”“探索”等柔性话语为主,少见刚性话语,为政策实施提供了弹性空间与可操作性[22]。再次,由于教育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规划》在调整教育与本土社会、与国家发展的关系上也提供了可解释、可操作的措施,彰显了政策效果的阶段性与层次性,而非同步性。总的来说,《规划》为政策调整和完善留出了空间,符合教育政策的柔性特征,有利于后期进行恰当的政策调适或出台新政策予以补充。
当然,《规划》并非完美无缺。由于其柔性特征明显,对执行主体的执行能力与利益相关者的配合能力要求较高,需要进一步明确柔性执行的边界,形成组织协调的合力,还需预防执行方式与新规划不匹配,比如因澳门重视PISA考试成绩导致的高阶思维教育低龄化与《规划》提出减轻学生压力、提高学生幸福感相矛盾的难题等。
四、澳门非高等教育价值实现路径的再思考
因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教育政策时常有重新审视和调整的必要,其价值也会与时俱进。《规划》呈现了明确的价值态度和价值取向,教育与人、与澳门本土、与国家以及与全球化的价值关系蕴含其中,构成了当前澳门非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价值体系。然而,一方面,价值能否得到实现,取决于应然的规划文本诉求如何转化为实然的执行路径。作为该项顶层设计的精髓,《规划》的价值取向主要发挥引领、导向和规范作用,其价值陈述远没有结束,在后续政策文本的修订和实际执行中将更好地回应其价值问题。另一方面,澳门非高等教育仍有需要继续思考的若干现实问题,例如教育规划与人才规划的有机结合、新填海区或新城区预留教育用地、澳门教育开放和区域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等前次十年规划中凸显但此次《规划》未能考虑周全的问题[23]。本研究基于人的价值、本土价值及国家价值,从实践层面提出可供继续丰富和完善的政策建议。
(一)关心在澳内地劳务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
整体而言,澳门的教育公平程度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继续优化的空间,如在澳内地劳务人员子女教育问题,需澳门在更高水平上体现教育公平。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广东省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均对港澳居民或其随迁子女来粤接受基础教育提供政策支持。《广东省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对港澳居民或其随迁子女来粤接受基础教育享受内地居民子女同等入学政策。”[24]数据显示,2020学年广东全省中小学在读港澳学生9.5万人,20 所中小学开设港人子弟班[24]。截至2022年8月,广东共开办了5所港澳子弟学校。可以说,内地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为港澳居民或其随迁子女提供了平等的政策待遇并将其转化为现实。与此对应,澳门未见为在澳内地劳务人员子女提供的教育支持政策。目前,内地输澳劳务约11万人,占澳门外雇总数的67%[25]。而据2021年8月的人口普查初步结果显示,澳门总人口数约为68万人[26],即在澳门每6人中就约有1位是在澳内地劳务人员。在澳内地劳务人员是澳门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若没有澳门居民身份证也只能将子女留在家乡入学,或为子女入读澳门中小学缴纳高昂学费,或入读澳门国际学校。无论从教育平等视角还是政策的人文关怀视角抑或吸纳更多优秀内地劳动力支持澳门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澳门都应该研究跨区域就业人员随迁子女就学政策,关心在澳内地劳务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亦可考虑利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提供就学机会。
(二)积极参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教育发展规划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 (以下简称《总体方案》),要求加强与澳门社会民生合作,加快推进“澳门新街坊”建设,既面向对接澳门教育提出了新的需求[27],又为促进澳门非高等教育本土价值实现和助力澳门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总体方案》颁布以后,澳门非高等教育有望在区域互动中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培育新的增长点,《规划》的价值实现也将获得新的载体,有利于缓解微型社会所引起的教育用地不足、人才不足等内生局限性对《规划》价值实现的负面影响。作为政策性文件,《总体方案》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但就教育合作而言,诸多要素如办学主体、地理空间、结构体系、合作政策、制度框架等还需要进一步确定与完善。
具体而言,横琴“澳门新街坊”项目于2020年12月31日正式启动建设,“澳门新街坊”学校作为基础教育合作的突破口预期于2024—2025学年正式启用。“澳门新街坊”学校在规划中被定位为一所私立学校,由澳门管理,学校、教师与学生享受澳门津贴,招生以澳门学生为主兼有其他生源,使用澳门教材,衔接澳门学制的同时兼顾国际升学需求,已确定的教育阶段为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可以看出,该学校是一所定位复杂的学校,同时衔接澳门教育系统、内地教育系统以及国际化教育系统,即“一校多制”。诸如资金来源、办学理念与培养目标、课程安排、教学方案设计、教学人员选聘与评核等均是其前期需要解决的难题。
因此,为达成利澳惠澳的目的,澳门需积极参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教育发展规划,与内地共商共建共享,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建立健全跨区域合作的制度体系,建立行政层面、教学人员层面、学籍层面、课程层面、教研层面与技术层面等多方面的协同发展机制,探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教育运作机制。
(三)落实与评估“爱国爱澳”教育的具体措施
尽管“爱国爱澳”教育的课程体系已然搭建,但是教师如何教对于教学质量同样重要。按照《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对教学自主权的规定,教师具有解读教科书的自由。换言之,教师的教学能力及教学态度影响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培养。因此,持之以恒的职后培训是加强“爱国爱澳”教师队伍建设的必要手段之一。
教青局现有教学人员培训计划开展了相当多的教学人员专业发展课程,其中有直接关涉“爱国爱澳”教育内容,如“国民及公民教育”“国安法/宪法”“澳门区情研习系列——澳门历史”等;有帮助教师更好使用、理解与解释教材的培训课程,如“小学《中国语文》(试行版)使用教材分享会”“有效的历史教学(初中)”等;更有“内地优秀教师来澳交流计划系列活动——专题讲座”可供选择,涵盖学科广泛,有利于澳门教师与内地教师对教授中国国情、中国历史及中华文化等内容进行交流探讨。然而以上三类培训课程在澳门教师职后培训中仍占少数且并非必选项目①,对澳门教师的覆盖面及培养“爱国爱澳”教师的作用有待进一步考察。以品德与公民科培训课程为例,2021/2022学年教学人员培训活动共有87个班次,其主题有助于培养“爱国爱澳”教师的培训课程仅有8个班次,即1个“公民教育的有效教学”课程、6个“品德与公民教学主题培训”课程与1个“国民及公民教育”课程,且缺少与内地优秀教师交流计划活动[28]。
在课程体系以外,澳门期望通过形式多元的活动及沉浸式的教育方式提升社会尤其是青少年国家认同感,培养家国情怀。目前,各种宪法、中华文化、国防与安全教育、国情教育等主题的比赛、问答游戏、课程、夏令营等项目以线上线下联动、短期陶冶与中长期学习相结合、讲授教育与体验式教育相辅相成的综合手段不断创新“爱国爱澳”教育的形式与内涵[29,30]。进一步展望未来,家国情怀与爱国教育体验活动应当构建系统性和常态化的活动框架,与课程体系形成互补互动关系,尊重社会需求,接纳市民意见,评估活动效果,办人民满意的家国情怀与爱国教育体验活动。此外,在非高等教育领域,如何与“一带一路”建设相衔接,增强学生理解与互动,加强区域合作与交流,是未来扩大非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与合作的新视点,也是体现“爱国爱澳”精神与回应《规划》中的国家价值的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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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Policy Value of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Plan for Non-Tertiary
Education in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21-2030)
LI Simin1 SHI Yudan2
(1.Institute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2.School of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Abstract: As a new blueprint for non-tertiary education in Macao,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Plan for Non-Tertiary Education in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21-2030) carries value in the policy content and policy process and has important guiding role and analytical significance. Through the value analysis of the plan from the three fundamental dimensions of value selection, legitimacy and effectiveness, it is found that the plan reflects the justice of the orientation of educational equity, the value of human development, the national orientation of "patriotism and love for Macao" and the loc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ame time, it obtains legitimacy through the procedure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and problem-oriented strategy. The measures are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objectives and obtain effectiveness, bu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Keywords: Macao; Non-tertiary education; Basic educatio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Plan for Non-Tertiary Education in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21-2030); Value analysis of policy
(编辑 姚力宁 校对 郭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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