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家长教育参与的行为、特征及提升策略——基于三所不同层级小学的研究
摘 要:本研究在理论层面构建了家长教育参与行为分析框架,通过对1725位城市家长的问卷调查和30位教师的访谈,考察城市家长教育参与的行为与特征。研究发现,当下家长教育参与一方面存在“家庭本位”的局限,另一方面又向学校教育“越界”,其参与行为呈现“功利化”和“放任式”的特征。为实现家长教育参与由单一狭隘到全面深入的转变,应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实现“单向度”参与到“多维式”参与的跨越;明晰家校的权责边界,促成“越界式”参与向良好家校共育生态的蜕化;强化家长培训,推进从学业成就导向向学生全面发展的转变。
关键词:家长教育参与;家庭本位;功利化;放任式;家校合作
中图分类号:G5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方征,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治理与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广州,510631);谢辰,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广州,510631);梁迷,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广州,5106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新时代教育公平视角下基础教育集团办学质量评估模型与监测研究”(编号:BFA210069)
一、问题提出
家长教育参与是用于描述家长实践的多面向概念,具体包括家长的教育信念与期望、用于提升学生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多元行为,其目的是促进子女的健康成长,并且这种互动也促使了子女的学业成就发展[1]。在家长教育参与的行为研究中,国外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探讨。例如,格罗尼克(Grolnick)和斯洛维亚捷科(Slowiaczek)强调将学生作为积极的主体来感受家长参与,将家长教育参与分为三类:行为参与、认知参与、情感参与[2]。爱普斯坦(Epstein)侧重从学校教育的角度来关注与规划家长参与行为,将家长教育参与行为概括为当好家长、相互交流、志愿服务、在家学习、参与决策和与社区协作六大类[3]。希尔(Hill)等人在对27个以中学生家长参与行为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进行的元分析中,提出三种家长教育参与的行为类型:学校本位的参与、家庭本位的参与以及学术社会化[4]。此外,一些国际教育调查项目,如PISA、TIMSS、PIRLS、NAEP、NHES、ELS、ECLS等也涉及了家长教育参与的系列指标,包括参与学校决策管理、保持家校之间的联系、做学校志愿者、家长的教育期望和陪伴指导学生在家学习等方面[5]。总的来说,家长教育参与可根据发生场域,划分为以学校、以家庭、以社区为主要场域的三类参与。本研究中家长教育参与是指家长的学校教育参与(简称“家长参与”),即家长为了提升子女学习、促进子女全面发展,与学生、学校及其他教育组织机构产生的互动行为[6]。
目前,国内关于家长教育参与的文献主要聚焦在国外家长教育参与的介绍分析、家长教育参与对学生质量的影响,以及家长教育参与的影响因素。总的来讲,关于家长教育参与的理论阐述较多而实证研究较少,尤其是在家长教育参与的具体行为及特征上。为弥补这一不足,本研究将从家校合作的角度,以爱普斯坦对家长教育参与的行为类型为分析框架,分析当下家长教育参与行为的现状与特征,以进一步探寻家长教育参与的改进路径。此外,已有研究表明,不同阶层的家长在对子女的教育参与上存在显著差异,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家长的参与程度越高[7]。同时考虑到城乡教育二元结构作为我国的基本国情[8]和家庭社会阶层的一个代理变量,城乡家长在教育参与中具有不同的行为表现及特征[9],而城市家长的教育参与行为普遍较高,因此,本研究主要以城市学校的家长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框架
爱普斯坦是国际上较早研究家长教育参与行为的学者,其家长教育参与行为类型的划分比较全面,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如美国家长参与标准即在爱普斯坦的家长教育参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所研发制定[10]。鉴于此,本研究以爱普斯坦的研究成果为依据,同时考虑到我国与国外家校社合作模式下家校良性互动的格局不同[11],学校与社区协作的紧密度仍较为松散[12],最终选择将当好家长、相互交流、志愿服务、在家学习、参与决策五个维度作为家长教育参与行为指标。其中,当好家长即家长主动了解学生成长教育过程中的问题,创设一个适应学生各阶段成长的良好家庭环境;相互交流指家长与教师相互交流以进一步了解学生的学业成就、学校教学与管理、教育理念和方法等问题;志愿服务即在学校举办志愿服务活动时,家长作为志愿者支持学校教学管理工作;在家学习指学生放学回家后,家长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如辅导作业、共同制定学习计划、选择课外兴趣班以发展多方面的综合素质等;参与决策指家长参与学校决策活动以提供发展性建议。
本研究的问卷设计是在爱普斯坦的研究基础上提炼出18个题项以进一步探讨家长教育参与行为,其中,3道当好家长题目,5道相互交流题目,3道志愿服务题目,4道在家学习题目,3道参与决策题目。家长需针对每个题目与自身行为的相符程度进行5点评分。其中,1表示从不,2表示很少,3表示有时,4表示经常,5表示总是[3],维度分数越高表示家长参与度越高。采用问卷星的形式发放问卷进行预测试,共回收686份有效家长问卷。经分析,问卷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α为0.920,说明该测量工具的信度较高;五个维度的AVE平方根均大于相关系数,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总体来讲,问卷的编制较为合理。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数据资料的搜集共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家长问卷调查,第二阶段为教师深度访谈。本研究选取3所不同层级的代表性小学作为样本学校。其中,S校为省级学校,Z校为市级义务教育阶段特色学校,J校为普通小学(见表1)。问卷以问卷星的方式由教师转发至家长群,由家长进行填写作答。三所学校共回收有效家长问卷1725份,其中,S校873份,Z校543份,J校309份。以SPSS26.0作为数据处理工具对家长问卷信效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Cronbach’s α为0.844,KMO值为0.809,表明该问卷的信效度良好。
表1 样本学校信息
教师作为家长参与学校教育过程中首要接触的学校代表,对家长教育参与有着更加直接、深刻的认知和感受。因此本研究围绕家长教育参与的类型、问题、影响和建议等内容设计访谈提纲,对教师开展深入访谈。调研小组秉持抽样比例一致性原则,结合各学校教师的基本情况对抽样比例进行调试,最终确定各校教师抽样比例分别为:S校12%、Z校12%、J校15%,即,S校、Z校和J校教师访谈人数分别为14人、9人和7人,共计30位不同学科教师参与访谈。在具体的人员确定上,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将各校教师姓名导入随机抽样软件“抽签助手”,将抽签循环速度设置为“1”(最快值),该速度无法看清教师姓名,根据此抽签结果最终确定各校参加教师访谈的名单。
三、城市家长教育参与行为的数据分析
(一)“当好家长”维度
舒适的家庭环境是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基础。研究发现,89.27%的城市家长比较重视为学生营造良好生活与学习环境;62.2%的城市家长表示参与过学校举行的家庭教育讲座;72.58%的城市家长表示也会通过其他平台学习有关子女成长的知识。此外,城市家长还积极参与学校提供的各项活动,以提升自身的家长教育参与素养。在针对教师的访谈中也提到,家长会积极参与学校定期举办的家庭教育例会,内容包括培养家长与孩子沟通的技巧,恰当的教育方式以及正确的教养观念等。
(二)“相互交流”维度
家校沟通是健全家校协同育人机制的重要路径,有效的双向交流可以强化学校和家庭间的理解与合作,并且让学生感受到来自教师和父母的关爱。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家校沟通主体间实现了跨界连接,信息获取的自由度得到提升,信息传播形式也呈现多维度趋势,打破了传统沟通媒介的限制。在访谈中有教师提到,家长与教师之间的沟通方式包括书面形式、电话或发送信息等,此外,家长也会通过家长会或私下交谈等方式与教师进行交流。家长会是家校沟通的普遍形式,本调研中87.18%的家长表示参加过家长会。遇到教育困境时,有33.57%的家长会选择与教师共同探讨教育方法。但总的来说,家长与教师的沟通更多与学生学业成就相关。
(三)“志愿服务”维度
家长通过参与学校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一方面可以增强家校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能拉近亲子关系。丰富的学校志愿服务活动种类,能够为家长提供多元选择方案,更好地发挥家长资源优势。在有关志愿服务活动的访谈中有教师提到,很多家长会积极参与学校的德育活动和其他大型活动,还会为学校的一些活动出谋划策。本次调研数据显示,56.52%的家长在参与学校开放日、运动会、文化节、开学典礼和家长进课堂等活动上的频率较高。除参与学校主办的活动外,还有27.48%的家长表示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学校提供辅助,如负责活动的拍照、打扫卫生、护送学生上下学等;23.25%的家长会利用自身优势为学校志愿活动提供资源或赞助。
(四)“在家学习”维度
家长引导学生在家学习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认知与非认知技能。教养方式的差异对学生学业成就和综合素质发展产生的影响不同。拉鲁指出中上阶层通常采用“协作培养”的教养方式,而劳动阶层通常采用“成就自然”的教养方式[13]。在有关家长教养方式的差异调查中,教师提到:有些学生回家,家长各种督促;所谓的薄弱学校,可能孩子回家就到处去疯玩,没人管。城市家长比较重视学生的家庭作业完成情况。当学生放学回家后,84%的城市家长会主动检查学生作业,监督其高质量完成,并在孩子有需要时进行指导,与孩子共同讨论解决学习中的困难。63.83%的城市家长表示会与孩子共同制定学习目标和计划。除此之外,城市家长也较为看重学生多方面综合素质的发展,76.75%的城市家长会在课后让学生参加绘画、书法、舞蹈、棋类、音乐或乐器等课外兴趣班,61.45%的城市家长表示会与学生一起读书,参观博物馆、科技馆和看演出等。
(五)“参与决策”维度
家长参与决策可以为学校的发展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参与决策的内容涉及学生膳食服务、春游管理工作、学校章程的起草、学生服装及饭堂供应商的选定等。有关家长参与决策的内容访谈中有教师提到,学校食堂的选择、校服供应商等,均由家委会来决定,且每年都会给第三方供应商打分。家长参与学校决策活动可以使学校的后勤服务受到监督,从而保障学生健康安全的学习环境。然而调查发现,仅33.74%的城市家长表示愿意成为学校的家委会成员;75.95%的城市家长选择不会主动向学生所在班级提供发展性建议。在对学校活动的组织管理中,仅19.77%的城市家长表示参与频率较高,75.65%的城市家长表示不会与教师探讨学校的建设与发展问题。
四、城市家长教育参与行为的特征分析
(一)城市家长教育参与呈现较强“家庭本位”倾向
研究发现,城市家长教育参与呈现较强的“家庭本位”倾向,即城市家长更为注重良好家庭环境的营造、辅助学生在家更好地学习与家庭教育知识的积累。城市家长教育参与行为积极性由高到低的排序依次为当好家长、在家学习、相互交流、志愿服务、参与决策。相对于家庭本位(当好家长和在家学习)的家长参与行为而言,家长对于学校本位(相互交流、志愿服务和参与决策)的参与积极性有待提高。
学校本位参与力度偏低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一是部分家长由于工作时间的限制因而在学校的志愿服务活动参与方面表现为缺位状态,在此次问卷调查中,50.14%的城市家长职业特性为固定时间上下班,49.86%的城市家长职业特性为弹性制。二是随着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程度的加深,对其参与能力的要求也逐步提升。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长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占据优势,在学生教育问题上也会有更多见解;而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长由于家庭资本的限制在参与学生教育过程中容易出现能力不足的境况。
(二)城市家长参与过程中存在向学校教育“越界”现象
调查发现,城市家长参与学校决策是在所有家长参与行为中频率最低的行为,但却存在家长在教育参与过程中向学校教育“越界”的现象。这种“越界”现象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在学校管理制度上的“越界”。部分城市家长认为其在学校管理决策上有较大发言权,有权维护子女在校权益进而干预学校的管理决策。如访谈中有教师提到,有的家长甚至会通过各种方式干预教师的工作分工。二是在教师教学事务上的“越界”。部分家长认为其有权对教师的教学行为和课程内容进行质疑,如在访谈中有的教师提到,一些家长对教师的要求很高,有一个流动老师,家长不认可就来学校干预管理制度。20多个家长过来说这个老师不适合带我们班。三是在家校沟通方式上的“越界”。部分家长认为其有权要求学校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家校沟通学生教育问题时存在自我中心主义倾向。如在访谈中有的教师认为:家长水平还是挺高的,会看老师真的是不是“有料”。家长通常会真心尊重老师,但是如果学生出现学业上的问题,家长会找问题问责。就家长教育参与的“越界”行为,部分教师在访谈中提到:强势的家长比较喜欢干预学校。
(三)城市家长教育参与呈现“功利化”和“放任式”特点
研究发现,城市家长教育参与行为呈现“功利化”的特点。数据显示,城市家长参与的关注点与学生的学业成就相关,而忽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仅38.78%的家长会与教师沟通学生的素质发展问题。在访谈中,也有教师提到,很多家长会忽视孩子的心理问题。
同时,部分家长教育参与呈现“放任式”的特征。研究发现,在以城中村以及外来务工子弟为主要生源的学校中,部分家长由于文化观念的局限在学生教育问题上容易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家长的素质和能力有待提升。有教师在访谈中提及:我们需要和家长沟通教学事务,但家长又有工作,很难去推行相关要求。有些家长对孩子要求很高,有些家长根本不管孩子。真的是非常困难。而在家长参与主体的背景调查中,父亲一方在参与教育过程中存在缺位现象,仅5.04%的家庭表示是由父亲负责学生的教育问题。在母亲一方的参与行为调查中发现,不同学历的母亲在家长教育参与的5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即学历越高的母亲教育参与度越高(见表2)。
表2 家长教育参与行为各维度在母亲学历上的方差分析
注:*表示p<0. 05,**表示p<0. 01,***表示p<0. 001。
五、城市家长教育参与的改进:从单一狭隘到全面深入
(一)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实现“单向度”参与到“多维式”参与的跨越
调查发现,家长教育参与更多的是在家庭场域,在学校场域参与不足。在推进家长参与的过程中,学校作为专业化教育机构,要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引导家长多维式参与学校教育活动。首先,丰富学校组织志愿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丰富的活动种类能够为家长提供更加多元的选择空间,更有助于发挥家长的资源优势;在家长参与的时间和地点上,不局限于物理空间和固定时间,如开展线上家长进讲堂活动。其次,宣传和提升家委会的作用和地位。家长作为学校的重要资源,通过引导家长参与学校决策,不仅可以为学校发展、教学工作提供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使学校的后勤服务受到监督,为学生营造健康安全的学习环境。学校要健全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应引导和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学校管理。再次,完善家校相互交流的途径和方法。充分利用多种新媒体信息化技术,如在美国,除亲自见面的方式外,还较多采用发电子邮件的互动方式,向家长发送“专门关于孩子的笔记”“关于孩子的电话通话”等,表现出对每位学生个体的关照[14]。
(二)明晰家校的权责边界,促成“越界式”参与向良好家校共育生态的蜕变
在家校互动过程中,通过明晰家校双方的权责边界,有助于保障家长的知情权、参与权、学校决策管理权以及对学校的监督评价权,学校不得利用其专业职权使得家庭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附庸,同时也可避免家长“越界”干涉学校正常教育工作。针对当前家长在教育参与过程中的越界行为,首先,应由教育行政部门创建一份关于家校权责的清单,明确学校、教师和家长等教育主体的权责边界。如研制家校信息分享工具包,对于学校应向家庭提供哪些学生数据、哪些数据对学生发展有益进行研究[15]。其次,学校根据上述清单制定家校合作的规章制度,如建立家校合作年度工作计划,将家校双方的权责具体化,促进家校合作工作的规范化。最后,增强家校双方共同体意识,消除家长与教师、学校之间的隔阂,实现相互信任、相互体谅、相互理解,提高家校互动的质量和效率。家校双方要共同致力于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四维主体之间的互动交流,而不仅仅是学校、教师和家长三维主体之间的互动交流。
(三)强化家长培训,推进从学业成就导向向学生全面发展的转变
针对家长教育参与行为主要以学生学业成就为重点的功利化倾向,可通过完善家长培训体系,为家长参与提供专业支持,有助于提升家长素养,实现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重心。首先,丰富家长培训模式的多元化。例如,构建和发展家校合作的实践模式。先通过实地调研的方式,归纳总结家长参与的经验和案例,以此构建理论框架;再借助教育行政部门的力量对理论进行落地验证,从而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正向循环[15]。其次,加强家长培训课程的针对性。以学生发展阶段作为主要划分标准,结合不同学段教学目标,由专家开发设计家长培训所需的课程和教材。课程开发的目标要注重引导家长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强调给予学生有质量的指导与陪伴。此外,对于呈现放任式参与行为的群体,要保障处于劣势社经地位家庭的特殊需求。例如,隔代家庭参与学校教育的问题,可由学校与社区联合招募志愿者,组建家庭教育辅导站,提供一对一的家庭教育指导,解决孩子教育过程中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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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Education: Behaviors,Characteristics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A Study Based on Three Elementary Schools of Different Levels
FANG Zheng XIE Chen LIANG Mi
(School of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Abstract: In this study,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was developed to analyze parental involvement behavior in education, and the behavior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education were examined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1725 urban parents and interviews with 30 teachers. The study found that urban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education is limited by “family orientation” on one hand, and “crosses the line” into school education on the other. Their participation behavior tends to be “utilitarian” and “laissez-faire”.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rental participation in education from being single and narrow to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we should emphasize the leading role of schools and achieve the transition from “one-way” participation to “multi-dimensional” participation. Furthermore, clarifying the boundary of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between home and school is essential to facilitate the shift from “transgressive”participation to effective home-school cooperation. Schools should also delineate the boundary of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between home and school to facilitate the transition from “transboundary” participation to a healthy ecosystem of home-school co-education. Additionally, strengthening parent training and promoting the shift from academic achievement-oriented approaches to comprehensive student development are crucial steps.
Keywords: Parent participation behavior; Family as the unit; Utilitarianism; Laissez-faire; Home-school cooperation
(编辑 姚力宁 校对 张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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