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校支撑区域创新街区建设:动力机制与工程教育路径
摘 要:自2014年“创新街区”概念出现以来,“大学锚定+创新街区”的实践案例层出不穷,高校在区域创新中的角色日趋重要。美国高校推动创新街区建设背后体现的是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的共生互赢关系,同时,城市变革的需求与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作为外在牵引,经费来源危机与高校自身转型作为内生动力,二者共同构成美国高校支撑区域创新街区建设的动力机制。以工程教育为例,文章从知识生产、制度保障、人才培养与聚集三个维度对美国高校支撑区域创新街区建设进行分析,或可为我国高等教育服务区域创新中心建设提供一定启示。
关键词:高等教育;创新街区;美国;工程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志码:A
作者简介:曾志铭,澳门科技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澳门 999078);贾雪姣,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天津 300191)
基金项目: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23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重点项目“创新创业教育对文科生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以华南地区为例”(编号:20230205)
2022年8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强调“推动高校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有组织科研,全面加强创新体系建设,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更高质量、更大贡献服务国家战略需求”。[1]高校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优质高等教育能通过服务区域创新中心建设,“以点带面”,助力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当前,上海、北京、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已经出现高校支撑区域性创新高地建设的优秀案例[2],全国各地高校如何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机会,充分发挥科教资源的聚集优势并为区域创新发展赋能,是我国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一步。而工程教育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人才供给的重要渠道,应针对形势和环境不断做出调整与改革,以满足创新体系对人才的需求。当前,我国高度重视工程教育改革,并将其置于重要议程之中。但我国工程教育起步较晚,标准体系较落后,对其加以完善是一项艰巨任务,仍需要长期而持续的努力。
从国际视野来看,美国是较早推动高校与区域协同发展并主张高校服务、支撑区域创新的国家之一。受公立大学体制的影响,美国高校始终与农业、制造业等产业保持密切联系并为其提供创新活力,同时,美国高校承担着当前国家创新系统中绝大部分的基础研究,其培养的创新人才是沟通高校与社会创新的桥梁[3]。美国高校在国家创新系统中承担重要角色既是历史传统,更是当下现状与未来趋势。自2014年布鲁金斯学会布鲁斯·卡茨(Bruce Katz)教授提出“创新街区”(innovation districts)这一概念以来[4],大学进一步以“锚定者”的角色积极投入资源以创建创新空间,“大学锚定+创新街区”的实践案例层出不穷[5]。美国高校在工程教育领域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专业认证规模大、相关制度成熟。为此,本文试图明晰美国高校支撑区域创新街区建设的动力机制和工程教育实现路径,为我国高校服务区域创新中心建设提供参考。
一、动力机制
就理论逻辑而言,美国高校推动创新街区建设背后体现的是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的共生互赢关系;具体而言,城市变革的需求与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作为外在牵引,经费来源危机与高校自身转型作为内生动力,二者共同构成美国高校支撑区域创新街区建设的动力机制。
(一)理论前提:高等教育与创新街区的共生互赢
大学与区域发展的共生复杂关系日趋成为国际共识[6],美国高校发展与创新街区建设也进一步佐证了此逻辑。创新街区的本质是大学、政府、企业等多主体之间的充分交互和知识溢出催生的区域创新系统[7],卡茨教授曾系统探讨过创新街区的三种形成途径:对旧工业区进行改造转型,形成全新的城市形态和产业功能布局,即城市区域再造(re-imagined urban areas);提高传统远郊高教园区的空间资产密度以推动其城市化进程,即城市化科技园区(urbanized science park);在市中心以高校学府、科研机构为依托,聚集相关创新资源并促进学术成果商业化创新,即支柱核心或“锚定”+(anchor plus)模式。[8]高校作为锚定支柱是创新街区的重要形成途径之一,在此过程中,高校聚集科研院所、创新龙头企业、各类孵化器、知识型人才(包括大学自身)等创新主体要素[9],带动优化公共基础设施、休闲娱乐场所、城市文化氛围等创新客体要素[10],推动实现创新街区的诞生与延展。
大学扎根区域,区域涵养大学。[11]当高校发展满足区域创新需求之时,区域的发展进步也能进一步反哺高校成长。20世纪初,果农经济在硅谷产业中占主导地位,彼时,硅谷尚被称作“欢乐谷”(Valley of Heart’s Delight)。1951年,斯坦福研究院成立,这是美国历史上首个由高校创立的高新技术工业园区,也是硅谷形成的早期雏形。随后,由硅制成的半导体芯片成为当地高科技产业的主要产品,以斯坦福大学为核心的社会服务力量,孕育了苹果、英特尔、惠普等世界知名企业,让美国硅谷一跃成为世界著名的高科技产业区。[12]如今,硅谷作为举世瞩目的创新高地的名气进一步助力斯坦福大学在世界范围内吸引、聚集顶级科教与人才资源,由此实现高校与区域创新街区的双向增值与互利共赢。
(二)外在牵引:城市变革与知识经济浪潮
城市变革是创新街区诞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城市环境发生变化,企业也许会选择搬迁,但对大学而言,校址意味着历史根源和底蕴,搬迁并非易事。从城市空间格局上说,高校能通过美化和升级相邻基础设施、开发办公空间、鼓励教职员工居住在校园附近等策略促进城市格局的升级。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的富兰克林和马歇尔学院(Franklin and Marshall College)就曾对其所在城市产生重要影响。在20世纪60至80年代,兰开斯特经历了经济衰退和人口减少等危机,许多企业经营不善,留下一众废弃建筑物,城市空间格局急剧恶化。在政府的领导下,富兰克林和马歇尔学院“收购、拆除并清理了原阿姆斯特朗世界工业公司的大部分设施,为运动场、医院和其他新的发展项目腾出地方”[13],给当地空间格局带来积极影响。从城市产业结构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渐赶超第二产业;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7.3%、37.0%、54.5%;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促使美国的产业结构得到更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如今,第三产业在美国产业结构体系中已占据主导地位。[14]美国要大力发展创新产业,建设创新型城市,而大学可以通过提供知识、技术咨询或技术服务、开展培训等社会服务的途径引领创新型城市的产业发展。[15]
同时,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也是美国高校支持创新街区建设的外在动力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结构从工业经济转为知识经济,许多主要城市已步入创新驱动主导型阶段,以人才流竞争为主导的知识经济在社会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城市发展与高等教育愈发呈现“强互动”状态。[16]在知识经济中,大学是人力资本提供者,是创新企业的温床,是知识共享的核心主体,是创新体系的关键要素。[17][18]美国政府积极鼓励大学成为创业者并借鉴商业公司的运作模式,打破高等教育的产出成果由校园研究者独享的传统,主张通过企业积极推进知识专利的转让和商业化。[19]21世纪初,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协助剑桥市政府就肯德尔广场和中央广场的分区规划提出协调倡议,主张通过规划多用途区等方式建立创新街区并促进知识经济发展。在该项目完成之际,众多利益相关者协作制定出一份有关肯德尔广场未来的报告,该报告指出“麻省理工学院、其他业主、城市和周围社区之间的合作精神将培育一个注重共享利益的时代,并促进社区在物质和社会关系上的连接”,高度肯定了多方主体合作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价值。[20]
(三) 内生动力:经费来源危机与高校自身转型
美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大致可分为政府拨款和自筹经费。然而,随着高等教育的属性“由公共产品向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并存发展的方向转变”[21],高等教育财政预算在教育财政预算总额中的占比逐年下降(见表1)。与此同时,从20世纪70年代起,受新管理主义思潮的影响,美国州政府开始对高校实施绩效拨款政策。[22]财政拨款的降低与绩效导向的转变促使美国高校将目光转向自筹经费的“开源”。起初,许多高校不约而同地采取提高学费这一措施。在1996—2016年的20年间,私立高校学费平均每年复合增长5.68%,公立高校学费平均每年复合增长5.98%,年年增长的高昂学费与不断增加的学生债务引发了人们对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尖锐批评。[23]显然,持续提高学费的做法并不现实,也不可持续。因此,高校越来越强调自身创收能力的培养,重视开源节流和对资源的利用率,这也进一步推动了高校对创新街区建设的支持。2017年7月,加里·梅(Gary May)出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校长并提出了一项极为大胆的创新举措:在附近的萨克拉门托开发一个创新街区——阿吉广场(Aggie Square)。[24]在这一项目中,阿吉广场将成为各种不同的初创企业、成熟的公司、社区组织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研究人员的汇集地,这将极大推进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学术研究,并增强城市的经济活力。2019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发起一个名为InStride的营利性项目,通过技术平台连接大学与那些有意为自己员工提供高等教育福利的公司。[25]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一样,许多大学都在不断探索发展机会以拓宽教育经费来源,而发展创新街区正有利于通过校企合作、学术成果商业性转化等途径获取教育经费,这是美国高校支持创新街区发展的内部动力之一。
表1 2017—2022年美国教育财政支出
经费危机的另一影响是直接促进了美国高校转型与创业型大学的诞生。三螺旋模型(the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hips)是创新街区动态演进过程的重要分析工具,它从三个维度阐释了知识资本化的具体过程,这一模型体现了高等教育的新功能:推动创新、孕育创业,也被亨利·埃茨科维兹(Henry Etzkowitz)称为第二次学术革命。[26]第二次学术革命促使高校将经济和社会发展纳入其发展目标并追求知识产权商业化,创业型大学应运而生。[27]创业型大学注重师生创业精神的培养和校园创业文化的建设,关注市场需求并注重社区参与,能够积极有效地促进创新创业活动的发生。[28]在全球化浪潮中,创业型大学作为创新者和城市领导者的双重身份对国家经济实力与竞争力的影响日益突出。区域经济相关研究表明,大学渴望将自身定位为“创业型”,并通过专利认证、技术转让等方式与外界建立联系,以切实提高其在区域内外的影响力。[29]可以说,创业型大学的崛起进一步打破了高校与社区的壁垒,让高校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面对社会变革。创新街区要求建立高等教育、生产和社会之间的共生关系,而创业型大学作为产教融合的典范,致力于在城市中创建主要的创新空间,在促进创新街区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例如,亚特兰大的佐治亚理工学院和科技广场,剑桥市的麻省理工学院和肯德尔广场,这类创业型大学将科学研究和商业相结合,试图建设一个技术生态系统,在使学生受益的同时为社会提供更多经济发展机会。[30]
二、实现路径:以工程教育为例
高校发展与区域创新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学者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的3T理论(Technology、Tolerance、Talent),技术、包容和人才是复杂关系的核心要素。[31]美国高校支撑区域创新街区建设的工程教育实现路径,也主要围绕知识生产、制度保障、人才生态三个维度展开。
(一)知识生产:鼓励工程教育跨学科研究并锚定区域需求
高校在知识领域的探索与生产是创新活动的起点,也是创新街区发展的基础动力。美国高校呈现出鼓励开展跨学科基础研究并面向区域重点创新需求两大特征,其中工程教育作为高校教育的重要一环,更应瞄准企业发展需求,推进多学科、跨学科数学,强调教学实践。
创新创业活动作为一种复杂的现象,其本身就涉及多学科知识与跨学科的思维方式。早在1960年,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资助的“跨学科实验室计划”(Interdisciplinary Laboratories Program)就体现出联邦政府对于跨学科合作的重视。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团队曾表明:“跨学科团队合作对于学生而言是真正的赋能经历。没有一个学生拥有所有的学科技能来完成整个产品开发,工程尖端产品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跨学科研究。”[32]具体到高校层面而言,大学开展跨学科研究的两大重要载体为跨学科研究中心与跨学科课程。例如,康奈尔材料科学中心(The Cornell Materials Science Center)作为最早的三个跨学科实验室之一,为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后续成立一系列跨学科研究中心提供重要帮助[33];2005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推出了全新的公共卫生硕士学位课程,该课程“涵盖校园内的健康科学(人类医学、兽医学、药学、护理学)和社会科学单位,并强调通过教学和实地项目与州内外公共卫生界联系并进行服务学习”[34],体现了强烈的跨学科理念。
结合区域特点、锚定区域创新需求是高校在知识生产层面支撑创新街区建设的另一途径。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是坐落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一所私立大学。匹兹堡被称作“钢都”,是一座以炼钢为特色产业的重工业城市。然而,重工业化对匹兹堡的城市环境造成重大污染,城市居民肺结核高发,匹兹堡急需进行以创新技术为引领的产品替代。[35]卡内基梅隆大学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积极开展高新技术研究,提升地方工业产品附加值,逐步带领匹兹堡形成以知识创新和高新技术为核心的支柱产业群,实现从炼钢城市到区域科创中心的转变。[36]
上述两大特征在美国工程教育中得以具体体现。美国高校在工程教育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方式上强调与企业、社会的需求相契合。
在课程设置方面,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第一,课程体系具有交叉性。美国高校工学院结合当今科技发展新形式,根据自身的条件、特色以及社会需求,采取多途径推进学科交叉计划。例如,密歇根大学推出interPro计划,培养五年贯通的学科交叉工程硕士,专业包括生物医学工程(工学院与医学院合办)、金融工程(工学院与商学院合办)、制药工程(工学院与药学院合办)等;麻省理工学院组建生物工程科(Biological Engineering Division)和工程系统科(Engineering System Division)[37];欧林工学院以“欧林三角”(Olin triangle)作为课程理念,结合工程与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创业精神等课程[38],为学生提供多样的课程选择,帮助学生获得扎实的工程理论知识,形成创新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将创业理想更好地付诸实际。第二,课程教学具有实践性。在美国高校工程教育中,工程项目是产教融合的重要载体,也是美国高校育人的主要特色,工程教育的许多课程教学设计都以工程项目为纽带,围绕工程项目进行探索式学习,从入学就开始鼓励学生发现和尝试新事物,要求学生参与多种形式的工程实践。例如,欧林工学院提出了动手工程(hand-on engineering),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未来工作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第三,课程资源具有时效性。美国高校工程教育通过产教精准对接,形成稳定的校企合作关系,有效降低合作成本、缩小交易支出,推动产教深度融合。随着工程技术和工程实践的不断变化,社会对工程师的定义和技能要求也在不断演变。因此,所有课程资源必须设置有效期,根据工程技术和工程实践的变化对课程及时进行更新与调整。学院定期根据学生的课程体验向教师提供教学反馈,帮助教师改进当前的课程与教学设计。
在教学方式方面,美国工程教育注重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创设具体的教学环境,开展讨论式学习和跨学科教学。例如,欧林工学院的课程内容安排注重与学生现实社会的联系,教师作为共同创造者,以合作学习形式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激励技能、以及资源和任务分配技能。此外,欧林工学院的学术架构中仅包含电气和计算机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学三大本科专业,没有传统学术系部门,有利于不同学科以及学科教师间开展跨学科教学和融合式教学。
(二)制度保障:重视专业认证、成果商业化与知识产权保护
完善的制度保障有利于知识成果的进一步孵化与落地,是连接高校和创新街区的必经之路。高校学术成果的商业化实现了理论研究到实际应用的跨越,不仅能够拓宽高校的经费来源,还能有效提升基础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力,具体而言,提高研究经费、成立技术转让办公室和大学孵化器等方式都有利于创新学术成果的商业性转化。1980年,《拜杜法案》(Bayh-Dole Act)出台,为大学享有知识技术专利并收取研究产生的版税提供了法律依据。该法鼓励大学将资源集中在对其技术的商业利用上,由于大学主要通过技术许可的方式来利用其发明,因此注重商业化的激励措施导致大学将其专利权集中在可以通过技术许可实现知识转让的领域中。[39]高校纷纷通过成立创业孵化器、风险投资办公室和加速器等措施,扩大其与产业部门之间进行技术转移的规模,学术创新成果的商业化成为大势所趋。例如,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技术转化办公室每年要处理300项披露发明,管理超过1700项有效发明和500份专利,每年通过超过100个新专利的申请。[40]佐治亚理工学院的企业创新研究所致力于为初创企业赋权,帮助相关企业实现技术商业化并加强其经济发展。此外,佐治亚理工学院还成立风险投资实验室、开设创业综合项目、建立先进技术开发中心、组建创新团队,并为有兴趣将研究商业化和建立新公司的企业家提供短期课程。
美国高校在促进学术成果商业化的同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努力。从本质上讲,高校锚定创新街区的核心是知识溢出与知识共享。然而,在知识共享的过程中,由于许多有价值的知识产权难以在法律框架下界定,“这种契约性的安排将缺乏激励和保护机制,导致创新主体双方或多方之间会盗用未写进契约但是有价值的知识,从而降低知识共享的效率”。[41]事实上,高校和企业在知识共享的过程中常常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企业希望得到保证,即研究的结果不会被他们的竞争对手获得从而实现垄断,而大多数大学则坚持认为“传播研究成果是其身份和使命的关键,不会同意对项目成果保密”,故完善的知识产权条款就显得极为重要。[42]然而,由于大部分大学的知识产权管理还不够完善,因此在实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纠纷。从责任界定的角度,应尽可能明晰各创新主体在知识共享过程中的权利和责任边界,“形成较强的约束效应,确保各主体能够在知识共享过程中充分开展知识的转移、转译和转换”。例如,肯德尔广场周边存在很多擅长处理知识产权纠纷的法律公司,这将直接提高知识转移速度,并激发肯德尔广场的创新活力。[43]
在美国,专业认证制度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可以促进工程教育质量持续改进并为工程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必要支持。美国的工程教育高校主要参加两种工程教育认证:一种是由美国区域性认证机构新英格兰高等教育委员会(New England Commission of Higher Education,NECHE)提供的院校认证,即NECHE院校认证;另一种是由美国专业认证机构工程与技术认证委员会(Accreditation Board for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ABET)提供的专业认证,即ABET专业认证。NECHE院校认证采取整体性、一般性的认证标准,评估学校的使命与目标、规划与评估、组织与治理等方面,为申请和就读于该学校的学生提供基本的质量保障。但NECHE院校认证并不保证每个专业和课程都符合质量评估标准,也不能保证每个毕业生的工程实践能力都能得到切实提升。ABET专业认证注重微观和实践性的认证标准,对学生、教师、课程等方面制定了具体的认证标准。它确保工程教育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始终围绕学生的关键技能、能力和思维方式设定,并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协作能力、沟通能力和领导力等。NECHE院校认证与ABET专业认证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高校的工程教育认证体系。这两种认证制度通过不同的角度和标准评估工程教育的质量,提供了对学生和雇主的质量保证,促进了工程教育的持续改进及其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三)人才生态:培养与聚集创新型工程人才
创新街区的本质是创新主体的知识溢出。高校通过高层次创新人才这一载体进行知识共享与传播,这是高校支撑创新街区建设最为重要也最具能动性的路径之一。美国高校不断加强与工业产业的联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教深度融合人才培养体系,产教深度融合旨在强化工程创新人才培养的人本理念,引领高等工程教育范式变革,提升大学社会服务能力。一方面,美国高校通过课程设置、校风校训、讲座培训等方式营造鼓励创新的校园文化,并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敢于冒险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实现校园企业家的“本土培养”;另一方面,高校通过建设商圈、改善基础设施、提高人才待遇等方式实现对创新人才的吸引与聚集,以此形成动态平衡的人才生态。
深度产教融合是创新街区的重要特征。为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求的创新型工程人才,推动高校工程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美国创新街区已形成独具特点的产教深度融合人才培养体系。产业与工程教育的深度融合不是直接进行的,需要作为中介的、具有独立意识的学生来完成。产教深度融合为学生提供全新的、综合的学习体验,以增强学生对于社会工程发展及未来生活的适应能力,最终成为有利于工程创新、模范化、引领型的重要人才。产教深度融合人才培养体系注重工程教育的人本理念。例如,欧林工学院是一所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坚持“工程始于人,也终于人”的办学理念,高校通过对学生的培养,增强学生技能、知识、经验的积累。使学生能够在高等教育阶段掌握精湛的工程基础和基本的专业知识,了解工程的社会功用,为未来发展提供具有创新性的工程新想法、新观点。同时,学校不仅要教授学生与工程相关的必要理论知识,还要传递正直、尊重他人、注重整体利益、乐于改变、有耐心和理解力等价值观念。
浓厚的创新文化氛围也是创新街区的特征之一,高校作为创新文化的培育和孵化基地,能在这一方面起到引领作用。美国通过开展全校性创业教育活化师生创新思维,一进校就给学生传递积极的创业文化,引导学生在本科阶段就认识到创业的重要性。雪城大学作为第二批获得考夫曼基金会资助的高校之一,其结合自身发展战略与发展愿景开展全校性创业教育项目,通过“参与社区发展、鼓励学生参与社区建设和在社区尝试创办企业”等方式,为学生提供创新创业氛围熏陶[44];斯坦福大学更是以“自由之风永远吹拂”为校训,鼓励师生自由地从事学术研究,让创新创业成为斯坦福大学重要的校园文化。斯坦福大学培育的学生和企业家将冒险与创新精神传播到硅谷各个角落,为区域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45]
除此之外,“大学锚定+创新街区”与创新科技走廊等其他创新集群的不同之处在于,大学需要在整个创新共同体中占据核心地位。这不仅体现在地理关系上,更重要的是大学对于其他创新要素的吸引力。2016年,格雷·斯塔顿(Greg Staton)市长提出“菲尼克斯核心地带”(PHX Core)创造计划,极力推进菲尼克斯市区附近仓库区的更新转型。该街区以菲尼克斯生物医药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市中心校区和镀锌公司(Galvanize)为核心,成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商业企业、孵化器、加速器、投资者等系统组织,能够提供更多创新与创业机会,从而实现对大学研究人员和企业家等创新型工程人才的进一步吸引与聚集。[46]
三、启示与展望
(一)推动创新与实践导向的工程教育改革
当前,中国工程教育改革面临着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和创新工程教育范式转型等重要问题。美国的工程教育实践经验对我国工程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首先,需要重视创新工程教育改革和创新型工程人才培养,不仅培养学生具备牢固的工程专业基础理论知识,还要注重发展他们的工程实践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以及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其次,积极响应社会需求,改革和完善工程教育人才培养制度。这包括从招生遴选、课程教学、导师制度、校企合作、质量评估到专业认证各个环节进行改革,为工程人才培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再次,要注重教学实践。可借鉴采取项目制人才培养模式,将项目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跨学科整合不同专业领域相关知识,重组课程内容与教学活动,推动“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工程人才培养。最后,中国工程教育改革应结合自身特点,符合中国国情,根植于中国大地,建立反映世界共性规律和中国特色的工程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二)涵养高校创新文化
美国高校通过一系列创新竞赛、创业孵化、全校性创业教育等校园活动,活化师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培育高校独特的校园创新文化。许多高校在课程设置中体现“跨学科”理念,同样有助于为培养创新思维打下基础。然而,文化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长期努力。高校可积极开展创业教育,通过创业竞赛、创业计划、创业实践等校园活动,在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方面传播创新文化。同时,从美国高校全校性创业教育相关研究中可知,要想创业文化弥漫在整个校园,人们首先应该意识到“创业教育不是商学院和工学院等个别学院学生的专属,而应面向全体学生”,通过将科学、工程和技术与创业方向联系起来,在之前的经验基础上寻找更复杂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案,有助于推动学生形成独立的研究方向。
(三)健全创新活动保障机制
美国高校在创新活动方面已经形成一套相对健全的保障机制。以校园创新创业竞赛为例,风险投资办公室识别出具有商业潜力的创业计划,高校为有意愿的人员提供短期创业课程以及后续的孵化器、加速器,这样的培育流程和制度保障有利于实现高校的学术成果和技术转化,将创新想法转变为现实。
2017年,我国《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指出,“到 2025年,结构合理、功能完善、机制健全、运行高效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全面建成”。然而,对北京、上海、浙江等地高校创业园区的创业企业的走访调研显示,“入园大学生创业企业的孵化成活率不足15%,其中大学生创业的中小科技型企业的存活率不足4%,能够实现持续经营的不足2%”。[47]由此可见,即便高校有着强烈的创新创业意愿,如何将想法孵化成现实、如何维持企业长期运营仍是较大的难题。企业初创之时往往最为艰难,而一套成熟的利益分享机制和高效的激励机制往往能帮助初创企业维持生命力。我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强调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大幅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48]建立与完善高校创新创业机制,让制度为创新活动增添活力、保驾护航,是我国高校的重要使命。
(四)精准对接高校科技创新与区域特色
从美国创新街区的建设经验看,成功案例几乎都做到了高校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创新街区不是高校与企业和政府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一定的互动机制放大各创新主体的知识溢出功能。高校应锚定区域产业需求,与区域特色和发展目标对标,从而实现高校学科集群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和谐共生。
目前,我国部分高校与区域合作的广度、深度仍较为有限,归根结底是区域企业的需求与高校优势的不匹配问题。因此,我国高校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注重与区域产业集群的深度融合,以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模式升级为目标,建设与区域支柱产业相匹配的专业链群,提高匹配度与契合度,促进区域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优化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布局,最终实现高校对区域科创中心的精准助力。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EB/OL].(2022-08-29)[2023-04-16].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208/t20220829_656091.html.
[2]薛新龙,史薇,霍鹏.创新高地的高等教育组织结构变革研究——以美国旧金山湾区为例[J].中国高教研究,2021,337(9):91-97.
[3]王志强,卓泽林,姜亚洲.大学在美国国家创新系统中主体地位的制度演进——基于创新过程的分析[J].教育研究,2015,36(8):139-150.
[4][8]KATZ B, WAGNER J.The rise of innovation districts: a new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in America[R].Washington:Brookings Report,2014.
[5][20][23][24][30]Costas Spirou. Anchoring innovation districts: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and urban change[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21:7,86,25,10,22.
[6]ADDIE J P D, KEIL R, OLDS K. Beyond town and gown: universities, territoriality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new urban structures in Canada[J]. Territory, politics, governance,2015,3(1):27-50.
[7]ETZKOWITZ H, LEYDESDORFF L.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from national systems and “mode 2” to a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J].Research policy,2000,29(2):109-123.
[9]景璟.创新街区推动城市更新:构成要素、互动机制和发展策略[J].求索,2022,334(6):111-121.
[10]FRENKEL A, BENDIT E, KAPLAN S. Residential location choice of knowledge-workers: the role of amenities,workplace and lifestyle[J].Cities,2013(35):33-41.
[11]翁默斯,王孙禺.创业型大学支撑区域创新发展的概念框架与实践路径——一个共生视角[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2,43(2):103-109.
[12]TAJNAI C. From the valley of heart’s delight to the Silicon Valley: a study of Stanford University’s role in the transformation[R]. Palo Alto: Computer Forum, Stanford University,1997:4.
[13]CARLSON S. The college president as urban planner[J].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010,56(20):A1.
[14]JORGENSON D W, TIMMER M P. Structural change in advanced nations: a new set of stylised facts[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11,113(1):1-29.
[15]施孝忠.大学与创新型城市协同发展研究[J].江苏高教,2018,209(7):37-41.
[16]陈先哲.城市竞争阶段升级与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转型:深圳案例[J].高等教育研究,2020,41(9):25-31.
[17]ETZKOWITZ H, WEBSTER A, GEBHARDT C, et al. The future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the future: evolution of ivory tower to entrepreneurial paradigm[J]. Research policy,2000,29(2):313-330.
[18]PUANGPRONPITAG S. Triple helix model and knowledge-based entrepreneurship in regional engagement: a case study of Thai and UK universities[J]. 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2019(158): 565-572.
[19]SUM N L, JESSOP B. Competitiveness,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and higher education[J].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2013(4):24-44.
[21]陈武元.美日两国高校经费筹措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高等教育研究,2018,39(7):99-109.
[22]杨婕.美国高等教育绩效拨款政策研究[J].高教探索,2018(2):78-83.
[25]Comstock’s Magazine. UC Davis’ Aggie Square can lead to regional prosperity[EB/OL].(2019-05-19)[2023-04-16].https://www.comstocksmag.com/sponsored/uc-davis-aggie-square-can-lead-regional-prosperity.
[26]ETZKOWITZ H. The norms of entrepreneurial science: cognitive effects of the new university-industry linkages[J]. Research policy,1998,27(8):823-833.
[27]ETZKOWITZ H, WEBSTER A, GEBHARDT C, et al. The future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the future: evolution of ivory tower to entrepreneurial paradigm[J]. Research policy,2000,29(2):313-330.
[28]CURVELO MAGDANIEL F T J.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stimulating innovation through campus development: the MIT case[M].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8:145-163.
[29]PUGH R, LAMINE W, JACK S, et al.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and the region: what role for entrepreneurship departments?[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2018,26(9):1835-1855.
[31]FLORIDA R. Technology, talent, and tolerance[J]. Information week,2000,13(2002):3-19.
[32]EPPINGER S D, KRESSY M S. Interdisciplinary product development education at MIT and RISD[J]. Design management journal (former series),2002,13(3):58-61.
[33]MODY C C M, CHOI H. From materials science to nanotechnology: interdisciplinary center programs at Cornell University,1960-2000[J].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2012,43(2):121-161.
[34]OLSEN C W, REMINGTON P L. The dual DVM/MPH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a uniquely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J]. Journal of veterinary medical education,2008,35(2):177-181.
[35]CONNELL C. From the Steel City to Qatar,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pursues a global course[J]. International educator,2010,19(6):42.
[36]石金叶,范旭,陆剑宝.美国高校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启示[J].科技管理研究,2007,171(5):63-66.
[37]时铭显.面向21世纪的美国工程教育改革[J].中国大学教学,2002(10):38-40.
[38]马廷奇,毛立伟.美国工程教育产教深度融合的经验与启示——以欧林工学院为例[J].现代教育管理,2023(7):55-65.
[39]SHANE S. Encouraging university entrepreneurship? The effect of the Bayh-Dole Act on university paten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4,19(1):127-151.
[40]THOMAS J A, O’SHEA R. Building technology transfer within research universities: an entrepreneurship approach[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144.
[41]潘闻闻,邓智团.多元主体、确权约束与创新街区知识共享的有效性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9(3):64-73.
[42]NELSEN L. The ri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the American university[J]. Science,1998,279(5356):1460-1461.
[43]胡琳娜,张所地,陈劲.锚定+创新街区的创新集聚模式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6,34(12):1886-1896.
[44]卓泽林.美国雪城大学全校性创业教育:路径、影响及启示[J].大学教育科学,2019(2):99-106.
[45]ETZKOWITZ H.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icon: Stanford and Silicon Valley as innovation and natural ecosystem[J]. Industry and higher education, 2022, 36(4): 361-380.
[46]Business News. Phoenix launches new innovation district-PHX core[EB/OL]. (2018-05-21)[2023-04-16].https://roselawgroupreporter.com/2018/05/phoenix-launches-new-innovation-district-phx-core/.
[47]花蕊.上海高校创业园区发展现状及对策——以“尚创汇·东华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为例[J].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1):81-85.
[48]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EB/OL]. (2020-11-03)[2023-04-17].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Districts in the USA:
Dynamic Mechanisms and Engineering Education Path Approaches
ZENG Zhiming1 JIA Xuejiao2
(1.School of Busines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999078, China;
2.Center for the Research of Faculty Development, Tianjin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Tianjin 30019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 district” in 2014,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practical cases of “university anchoring plus innovation district”, where the role of universities in regional innov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he promotion of innovation districts by American universities reflects the symbiotic and win-win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demand for city changes and the advent of the age of knowledge economy as external pull factors, along with the funding crisis and the transition of universities as internal impetus, constitute the dynamic mechanisms to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district. Tak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as an example,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districts supported by American universities from three aspects: knowledge production, system guarantee, and talent training and gathering. This article can provide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to serv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centers.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Innovation district; America; Engineering education
编辑 朱婷婷 校对 吕伊雯
特别声明:本站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的文/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站转载出于非商业性质的教育和科研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者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作者在两周内速来电或来函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