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与数字素养—— ——访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胡正荣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要利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日报社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了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就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作了重要讲话,强调“要抓紧做好顶层设计,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为了解新时代媒体融合发展面临的挑战、人才培养中的数字素养提升,本刊对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胡正荣进行了专访。
●全媒体是传播生态系统的最终形态
●数字素养是人们在数字时代生存的必备素养
●应构建完整的数字素养培养课程和教育体系
●积极应对媒体融合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
●传统媒体需建构全新的传播体系和模式
《世界教育信息》:胡总编,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请您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媒体融合。
胡正荣:从全球范围看,媒体融合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已有20多年的发展历程。媒体融合既是一个所有媒体全媒体化的发展过程,又是一种以各种媒体相互融合最终实现全媒体化的手段。总而言之,媒体融合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全媒体才是终极目标和最终形态。
那么,什么是全媒体?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
全媒体就是全程媒体,也就是说,全媒体将是一个全时空的媒体,能够覆盖人与信息交流全程的载体。有了5G、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后,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将前所未有地实现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任何时间节点、任何空间所在都可以进行人类传播,真正做到最大化地释放人、物、财、信息这四种人类交换最重要资源的潜力,从而可能最大化创造出由此而带来的各种价值。
全媒体就是全息媒体,也就是说,全媒体是一个全现实传播的媒体,能够接触到人所有感官,同时使人有完整体验的载体。5G、超高清4K和超高清8K的应用,特别是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等全息沉浸式交互技术的普遍使用,使人类不仅能够进行真实现实连接,而且能够实现虚拟现实连接。在智慧互联时代,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界限也可能因此而基本消除,如电子竞技项目。目前,很多人依然错误地将电子竞技等同于网络游戏,其实它是利用电子设备作为运动器械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对抗运动。这类运动可以锻炼和提高参与者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四肢协调能力和意志力,培养团队精神。电子竞技代表着未来技术的发展方向,且这类技术能将虚拟现实和真实现实完全融合到一起。
全媒体就是全员媒体,也就是说,全媒体将是一个全连接的媒体。5G连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可以实现所有人连接、所有物连接、所有资金连接、所有信息(数据)连接,同时还可以实现所有环节、所有过程、所有时空节点的连接。人类社会的所有资源都可以数字化,并被作为数据进行传输与传播。人类社会的所有传播都是网络化的,每个要素之间都是可以连接的,并且是最短途、最高效的交互和交换。人类社会的所有行为又都可以是智慧化的,基于人脑智慧与人工智能,进行最合理、最有效的决策与行动,实现社会进步。所有连接点都贡献信息,所有连接点都分享信息,所有连接点都从万物互联中获得红利。
全媒体就是全效媒体,也就是说,全媒体将是一个能实现各种场景效果的媒体。人类社会将进入物联网时代、人工智能时代,万物互联也就带来了万物皆媒。万物互联所有连接的节点,不论是人或物都可能成为一个释放信息并分享信息的中介,也就是媒体。因此,全媒体就不仅是传播传统意义的新闻、娱乐等信息的业务功能型载体,而且是要传播数据、通过连接提供服务的融合服务型平台。大数据、人工智能将赋能这种全媒体传播,可以完成信息在任意时间、空间条件下,通过任意媒介到达需要到达的任意节点,在任意场景中都可以实现效果。
建设全媒体将是一个系统工程,同时全媒体也是一个生态系统,因此,需要从思维、技术、用户、产品、业态、机制体制等方面全面推进。
二、数字素养是人们在数字时代生存的必备素养
《世界教育信息》:我们常谈到人们的媒体素养,人们也越来越关注信息素养,在全媒体时代,您对媒体素养、信息素养有哪些新的思考?
胡正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内外学者对于人们在信息化社会生存所应具备的能力提出了各种概念,有媒体素养、信息素养等。当前社会已经进入数字时代,它不仅仅指技术的数字化,而且包括社会结构、人类运行(包括政治治理、经济运行等)的数字化。我更愿意把人们在这个时代所应具备的信息素养称为“数字素养”。数字素养的概念相对广泛,它包括数字技术素养、数字信息素养、媒体素养。一是数字技术素养,当今信息化时代,如果一个人完全不了解数字技术,则很难生活与工作;二是数字信息素养,当前几乎所有的信息都源于数字,或者通过数字的方式进行传播;三是媒体素养,如对微视频、抖音、微信等社交软件的使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多次强调“数字化”的“一带一路”,除了加强实体经济链接作为基础之外,各国还应在数字平台上加强沟通和交流。例如,区块链技术的出现,促使各国加强对虚拟货币和数据信息的监管力度。当前,网络的使用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地理空间。社交网络、在线视频、网络游戏、电子商务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的文化消费和价值观念有深刻的影响,同时正在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改变着整个文化生态系统。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也都呈现出明显的数据化趋势。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数据”已经成为核心生产力,针对用户核心数据的掌握规模越大,市场的掌控能力也就相对越强。因此,一方面,我们应当高度重视以“数据”为核心的虚拟文化安全,包括用户个人信息数据、在线社交数据等各类数据信息的安全;另一方面,要帮助大众形成对数字社会、数字经济、网络治理的基本认识,提升其在数字社会生存的能力。
三、应构建完整的数字素养培养课程和教育体系
《世界教育信息》:在您看来,应该如何培养人们的数字素养?
胡正荣:“网络原住民”这个说法很明显地体现了当前的趋势。“网络原住民”指生下来就不是伴着报纸、广播、电视长大,而是伴随着网络长大的一代人。他们基本是90后、00后,甚至是10后,网络就像一个他们离不开的器官。当前,数字化社会已经不单纯指媒体融合,人自身的观念融合、知识结构融合、能力系统融合才最为关键。例如,一些人虽深处网络时代,身子却在工业时代、大脑在农业时代。就教育系统而言,我们应该构建一套完整的关于培养数字素养的课程和教育体系。
第一,就基础教育而言,学生的数字素养提升需要深度融合技术教育、艺术教育和创新教育。技术教育相对容易弥补,在基础教育阶段融入艺术教育、创新教育面临的挑战则是最大的。如果将课程简单地“累加”和“复合”,保留过去的课程,加一些新媒体的、技术的、创意的、数据的课程,问题仍然比较大。芬兰自2014年实施的基础教育核心课程改革,提出的“基于现象的教学”被视为新核心课程改革的主导思想,特别重视合作学习环境的创设以及学习兴趣的培养。“基于现象的教学”是相对于分科教学而言的,是基于生活中的真实现象或话题,融合各学科知识的跨学科课堂教学模式,可以为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
第二,就高等教育而言,学科建设要更加符合新时代人才培养需要。当前,我国欠缺对教育的知识架构和配套的能力架构。从高校来说,学科建设就是解决知识体系的问题,专业就是解决能力体系的问题。我国教育需要明确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具备怎样的知识体系,根据这个知识体系来修订学科架构和能力架构。例如,一些高等教育院校设置了人工智能学院、开设人工智能课程等,对于培养学生的数字素养至关重要。然而,人工智能学院并不只是过去计算机学院的翻版,而是将人工智能与技术、伦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相融合的学院。就新闻传播学科而言,在媒介转型和“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近年关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建设的研讨会层出不穷。通过研讨会,新闻传播学界就如何进一步明确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内涵及目标,提升学科建设质量及水平,培养更符合时代需求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做大做强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科与专业,增强其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形成了基本共识。学科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推进和深化,各高校也将展开更多的探讨和实践,面向未来,期待新闻传播学科有更多建树和突破。
四、积极应对媒体融合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
《世界教育信息》:在您看来,媒体融合发展面临的挑战有哪些?应如何应对?
胡正荣:201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层面首次明确“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是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主因,中央高度强调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意味着未来中国将加大结构性和体制性改革,从而提升和扩展增长潜力。结构性矛盾、体制性障碍,不仅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而且是我国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进程的最大掣肘。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主要集中在存量与增量、新旧业态、供给与需求等关系的处理上。
第一,存量与增量的关系。习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这其实已经指明了处理存量增量关系的基本原则,即一方面,增量一定是来自互联网的,因此,要大力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所有可能的业务,形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动能和最大增长空间;另一方面,增量也一定是在压缩传统存量的基础上才可能释放的,将传统的人、财、物资源存量配置到基于互联网的增量业务上,才能够转化为新动力和新业态。
第二,新旧业态的关系。习总书记在201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坚持移动优先策略,建设好自己的移动传播平台”。要大力压缩旧有业态(如业态战线过长、效益低下的传统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大力布局和尽早尽快建设自有移动平台。同时,从单一运营模式(即广告)向多元化运营模式转化和升级,从政务、商务、服务中拓展业态分布,增强造血机能,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三,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也是最重要的关系。结构性矛盾最为突出的就是供给与需求的脱节。“以用户为中心”的互联网思维还没有真正影响到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中。大量供给仍然是以传播者为中心的产品,习总书记曾提到,“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现在还要加一条,用得好是真本事”。供给侧要用得好,就说明需求侧得到了满足,这样才能叫“用得好”,如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就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结构性改革。此外,传统子报子刊、电视、广播都可以进行存量改革,乃至网站和客户端都可以缩减;大量布局新业态,压缩传统经营业态;集中资源配置到供给侧有效供给上,乃至进行了体制性改革,如人力资源配置等。
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主要集中在人事薪酬、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平台再造、流程优化等方面。
首先是人事与薪酬体制这个关键问题。事业都是人干出来的,特别都是人才干出来的。如何改革事业单位的薪酬体制,留住并且激励人才,是很多地方媒体融合发展的当务之急。
其次是事业与企业的关系,越到基层,媒体越是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随着媒体融合推进,全媒体建设愈加需要大量的新服务、新业态,必然会有事业单位的治理局限,导致很多业务无法开展,比如内容与产品、服务无法打通经营,线上线下无法共享用户与市场等。习总书记要求,“主流媒体必须紧跟时代,大胆运用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事业单位如何创新机制,企业单位如何创新模式,是很多媒体融合中继续突破但又非常难以跨越的障碍。
再次是平台再造、流程优化,这个就需要真正的体制性改革。例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组建的新闻中心已经能够看出这种大刀阔斧的体制性改革,它整合了原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和新闻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和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中心部分和环球资讯频率等,既是流程的优化与增效,更是彻底的平台再造与打通。可喜的是,地方的媒体融合与全媒体建设也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深层次的体制性改革,如浙江绍兴市将报纸与广播电视台进行化学融合,结构重组,体系再造,流程优化,平台打通。
最后是顶层设计的问题。习总书记强调了媒体融合要“抓紧做好顶层设计”,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加大对媒体融合发展的支持力度”。全媒体的建设不能仅依靠地方的广电系统关起门来搞建设,必须作为地方的“一把手”工程,要有党委政府的组织协调和资源配套保障,才能保证全媒体更好更快地建设。在建设融媒体中心这一智慧平台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明确定位问题。县级融媒体中心应该契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改革总目标,放在更高的县域治理高度和更大的智慧治理范围内考虑这个问题,当然这个必须是顶层设计者考虑的,包括省、市,特别是县级顶层设计者。县级融媒体中心应该定位为县域综合智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实现县域信息治理体系和信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才是真正的、全面的、长期的引导群众和服务群众。
关于如何进行全媒体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也明确指出:“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应,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一体化发展指的是从体制上要一体化设计、一体化规划、一体化发展。平台再造,指对互联网平台的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的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的共融互通。目前,相当多的媒体融合还是物理方式的组合,并不是化学方式的催化质变,一个媒体机构内部信息内容不能共享,同时技术系统没有打通和IP化,平台终端分散而式微,管理仍然是传统的、按照媒体类型的条块分割。解决之道就在于组织结构重构、流程优化重组、平台再造壮大。坚持移动优先策略,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要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积极发展各种互动式、服务式、体验式新闻信息服务,实现新闻传播的全方位覆盖、全天候延伸、多领域拓展。
五、传统媒体需建构全新的传播体系和模式
《世界教育信息》: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传统媒体应该如何发展?
胡正荣:需要对传统媒体的技术进行颠覆性改造,将最新的信息革命成果,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升级为媒体技术;将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众多技术运用到媒体全流程中,实现媒体产品与服务的全息化,到达全员用户,实现全面效果呈现。
建构全新的传播体系。“要统筹处理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的关系,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这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明确要求,也是为每个主流媒体如何建构自身的传播体系,规划自己的全媒体架构指明的方向。原来这四组关系多被认为是割裂和对立、竞争和矛盾的。此次习总书记明确将四组关系规范为“统筹处理好”的关系,说明它们可以是合作共赢、互联互通的,可以是全程、全息、全员和全效的。
建设全新的模式。习总书记明确要求,“要依法加强新兴媒体管理,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更加清朗”“要抓紧做好顶层设计,打造新型传播平台”“要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加强网络内容建设,使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这些都是对全媒体未来发展模式的要求。一方面,要加强顶层设计,全媒体建设一定是“一把手”工程,一定要在国家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高度对全媒体规划统筹设计;另一方面,依法依规对新兴媒体进行管理,台网、报网统一管理标准,保障主流媒体能够顺利推进媒体融合,建设全媒体。正可谓“主流媒体必须紧跟时代,最优化大胆运用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加快融合发展步伐,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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