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2%，6.70%，39.40%，53.20%。而根据2010年上述项目对全美200多所大学中正在学习汉语的美国学生和对中国100多所大学正在留学的美国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均有约1/4的美国学生把中国大学课程与教学质量列为影响其来华留学的第一障碍，列为第二和第三大障碍的比例超过1/3 以上;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大学负责留学生管理的人员给出了高达82.6%的比例。由此可以看出，提高我国高等学校课程的国际适切性和教学质量将成为“优化来华人员结构”、提高我国对外国学生来华留学吸引力的关键。与此同时，我国一批“211”与“985”大学面向留学生开设的学位专业已显示出我国大学教师的国际素质和教学能力;2009年以来，经教育部批准、商务部资助，分别由北大、清华、华东师大、中山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在公共管理、教育领导与决策、治理、国际传媒等专业领域开设的发展中国家硕士班的成功经验也都证明了我国高等教育已有能力建立留学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七、提高教育开放水平要与深化教育改革相互促进

　　在 201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袁贵仁部长语重心长地指出：“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不可以分割，开放也是改革。深化改革需要扩大开放形成外部压力和倒逼机制，推动改革不断深化。扩大开放也需要改革，为进一步扩大开放扫除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这就从两个方面阐明了“以开放促改革”的意义和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的路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教育实践证明：改革和开放是驱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双轮，重大的教育体制改革都发端于由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我国本土实践引发的思想解放，而教育体制的改革又使对外开放发挥了生产力解放的巨大威力。

　　党的十八大在新的历史阶段明确要求“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深化改革起到促进作用。

　　第一，利用国际政府间组织的教育政策、规划和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倒逼”我国考试与教育评价制度改革，打破“应试教育”体制的束缚，切实推进长期举步维艰、进展缓慢的素质教育。

　　第二，认真借鉴国际教育规则和教育质量标准“倒逼”各级各类教育加快落实“提高质量”这一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

　　第三，积极引进得到世界一流大学认可的高中国际文凭课程和学分制度，“倒逼”我国高中“课程多样化”改革，促进我国本土优质课程资源与国际优质课程资源的整合，打造能同时吸引我国和外国学生、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水准的高中课程品牌。

　　第四，结合国情，试验和实施在汲取国际经验基础上开发的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倒逼”我国教师队伍专业素质的提高。

　　第五，贯彻中央关于“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开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方针，借鉴国际教育改革成功经验，“倒逼”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政府与学校、市场的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在各级各类教育管理中的关系，促进教育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

　　第六，大力宣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2年在华主办的第三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发布的《上海共识》，利用国际职业资质框架，“倒逼”职业教育改革，推进产业合作，提高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培养成千上万应用型技能型人才。

　　第七，深入观察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最新的教育改革政策动向，及时汲取国际社会当前正在“反思”教育改革实践的思想成果，“倒逼”我国加快建立“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体制机制。与此同时，“扩大教育开放”本身也需要改革，这样才能有效推动“深化教育改革”进程。

　　第八，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在充分发挥政府政策对国际教育交流合作的主导作用的同时，创造更有利于教育对外开放的法治和政策环境。国际经验证明：开放的、激励创新的政策环境不但是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而且是提高教育竞争力的重要条件。要建立必要的法规为“引进国际组织”创造条件;要在进一步加强政府制定全面规划、建立质量标准、宏观监测管理、统筹人力财力资源、提供信息、服务等职能的同时，把更多职能下放到社会组织、下放到地方，促进官民并举以形成扩大教育开放的合力。

　　第九，转变“国际教育交流合作”主要是“教育外事”的观念，调动各级各类学校校长和地方教育领导的积极性，使广大教师和学生成为推进教育国际化的主力军。

　　第十，转变国际教育的单向交流，积极开展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双向国际教育交流和跨文化学习。

　　第十一，把提高我国教育竞争力和提高我国文化影响力密切地结合起来，通过对外“中国文化精品课程”和教材建设的招标机制，调动各地、各级学校专业力量，把“推动汉语国际地位提升”结合起来。

　　第十二，科学总结我国上海学生在经合组织PISA测试中数学、科学、阅读等学科领域名列第一的成功因素，总结并在国际社会传播我国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创新经验和成功案例，从而扩大我国教育的影响力和对外国学生来华学习的吸引力。

　　第十三，参照某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跨部门、跨学科，有教育界、科技界、工商界代表参与，有政府与民间代表的教育国际化“国家智库”，为国家推动教育国际化提供决策咨询，筹划资金支持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第十四，主动参与2012年联合国秘书长发起的“全球教育优先计划”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正在制定的“2015年后”教育前瞻行动计划，使我国借助对外开放在国际教育界有更多的话语权并发挥更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