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才流失的“恶”：与生俱来的负面评价
 
　　“人才流失”一词最早出现在上世纪中叶，表达的是部分人才流出国对于痛失优质人力资源的不满。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学术界及有关国家都对于人才流失谈虎色变，持显著负面态度。对于人才流失的这些负面评价，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人才流失被认为可能拉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比如，内生增长理论就曾明确指出，高比率的技术移民和人才流失会使经济增长率降低。一些经验事实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60年代前后东南欧国家人才大量流失，被认为“大大限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国力发展”。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则显著受益，据统计，当时流出的医学人才中，将近90%流入了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英国、美国这5个国家。人才流失与经济增长率降低之间相关性的基本假设建立在人力资本理论的逻辑上，即认为正是人才流失“抢夺了这些国家最有技术和才华的人”，降低了这些国家的发展潜力，并可能错失基于技术革命而形成的新的经济增长机遇。同时，人才流失也被认为会大大减少一国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具备“流失能力”的是年轻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人才流失往往最后演变成“青年人才流失”。
　　另一方面，人才流失也被认为造成人才输出国极大的人力资本投资浪费。高等教育投资的强外溢性如果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则可能造成显著的人力资本投资浪费，“任何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是‘最昂贵的资源’，因为培养他们耗费了巨大的物质成本和时间，更重要的是人才流失时带走了本国发展的机会”。人才流失导致的人力资本投资浪费，不仅意味着人才培养国付出的大量财力和物力成本无法获得回报，而且会大大降低这些国家投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抑制了本国后续的人才培养。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这些国家的财力更为紧张、高等教育基础也更为薄弱，人才的教育和训练意味着高额的成本和巨大的损失，而一旦发生人才流失则意味着效益发挥在迁入地（发达国家），但迁入地并未对这些国家的人才培养付出任何代价。
 
　　二、人才流失的“善”：BBD效应
 
　　虽然学术界和各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于人才流失深恶痛绝，但随着学术界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一些学者开始认为人才流失也可能带来积极影响，这被学术界称为“有利的人才流失效应”，即“BBD效应”。这也可以主要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人才流失被认为可能增加人才输出国的海外汇款。该种观点认为，流失海外的人才因为在本国仍存在显著的强关系网，可能将大量赚取的外汇寄回本国，从而带动本国经济增长，并在此过程中改善了人才流失国的税收体制。该种理论也得到了一些现实证据的支持。比如，据有些数据估算，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汇款额急剧增加，从1995的580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1670亿美元。这些数据包括工作者的汇款额、雇员的补偿金和移民的资金转移。世界银行记录的数据也显示，2008年汇向发展中国家的数额，从十年前的850亿美元增长到3050亿美元。居住于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国家移民数目，从1990年到2000年翻了一番。除了官方统计数据之外，一些调查数据也得出过类似结论。如有学者对3万多位移民者的调查发现，受到更多教育的人汇款数额更大，有大学文凭的流失人才每年平均汇款额达到730美元，比没有该文凭的移民者每年汇款多至少300美元。一些研究甚至发现，人才流失导致的国际汇款增长率超过了私人资本流动和官方发展援助，已经成为继外国直接投资的资本后，发展中国家第二大外来资金来源。
　　当然，人才流失促进流失国外汇增加的观点也面临着大量质疑。一种观点认为，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汇款越少。例如，OECD国家研究发现，“低技术移民倾向于向家中汇更多的钱”。一些研究认为人才流失并没有增加本国外汇流入，因为人才流失发生后，技术移民可能与本国保持的联系更少，他们更可能把他们家人带到东道国，所以汇款会变得更少而不是更多,实证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论。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否向本国汇款与移民层次有关，低技术移民更多向本国汇款，但是学术界“实证研究无法表明汇款与移民教育程度提高存在显著关联”。但也有反对的观点认为，国际汇款与技能水平之间存在着“欺骗性关系”。
　　另一方面，人才流失被认为可能提升人才输出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该种观点认为，人才流失反而能通过人才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流失国科技水平提升。这其中包含有几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一是技能习得与回传本国的观点。该种价值取向认为，流失的人才可能在获得了一系列生产技能之后回国，他们的这些技能将对本国的经济增长前景产生有益的影响。二是人才平衡回流的观点。该种价值取向认为，人才流失会在达到平衡之后，自行回归到人才输出国。比如，按照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经济学的主张，一旦移民达到了他们的储蓄目标就会返回。三是示范带动的观点。一些研究认为，人才流失不仅不会降低流失国人才培养积极性，反而可以激励人才流失国的教育发展，基本原理是流失的人才会起到带动作用，潜在的未来流失者（有流失倾向的本国人才）会不断加强教育和技能习得以达到流动目标。人才流失与流失国科技水平提升的关系也得到过一些实证研究的证实。比如，有学者进行大规模的家庭调查显示，佛得角作为非洲受教育人口大量移居国外的国家，在人才流失发生后，本国人力资本却持续地飞速增长。
　　当然，与人才流失促进外汇增加一样，对于流动促进流失国科技水平提升的观点也面临大量质疑。一些反对观点认为，理论上说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提供一流的教育和培训机会，同时兼顾职业发展机会和工作岗位，这样的人才流失现象会减少。然而，事实上这些举措并不会奏效。一方面，留学生掌握了先进的技术但在自己的国家无法应用。另一方面，更糟糕的是，这些先进的技术没有机会流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
 
　　三、构建“一带一路”新兴学术劳动力市场，必须促进人才流失BBD效应的最大化
 
　　传统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是国际主要的人才流失国。最早在20世纪60年代，“人才流失”一词的发明就与东南欧国家人才流失有关，这些国家多数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亚洲的一些教育和人口大国，如中国，也是传统的人才流失地。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得到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热烈响应，其中“民心相通”目标的达成，关键之一就是要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新兴学术劳动力市场，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才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流动。这将形成新的全球人力资本流动格局，沿线国家和地区与中国人才互通互流将成为常态。但要特别注意的是共享发展，要彻底改变传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术人才流失带来的历史顽疾，在未来“一带一路”人才流动过程中，突出人才流失的BBD效应。其中，国际汇款是人才流动过程中的自发行为，关键仍是人才流动对于流出国科技水平提升方面的BBD效应发挥。对中国而言，至少应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加强引导，促进顶级学术人才向中国流动。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体量庞大、类型众多、内生增长、人才供给较为充足、人才流动较为合理的学术劳动力市场，但中国本土的学术劳动力市场的数量和质量仍无法与欧美市场竞争。未来，全球顶尖学术人才的竞争将更加激烈，该种竞争也将向下游延伸，即从直接获得博士、博士后或在职学术人员的竞争，向提早发掘学术准备良好的优秀本科国际学生竞争转变。而中国在大国崛起过程中，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仍然在高端学术人才方面亟待补充。虽然一段时期内，中国将仍然以美国、欧洲和东亚学术市场为主要获得国，但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术人才将成为中国的重要选项（尤其是合格国际高中生的供给）。未来将可能出现类似于中国向欧美高等教育强国的人才流动，以顶级优秀学生为主的“一带一路”国家人才向中国流动也可能成为常态。这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发展将起到关键作用。目前这一趋势已经有所显现，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学生正大量出现在中国校园。未来，中国应加强人才引入、人才筛选和人才流动引导，促进来华优秀留学人才出得来、留得下、用得好、可持续，并创造公平的就业和竞争环境，真正通过学术人才流动，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兴学术劳动力市场。而且，从历史发展来看，每一个新的科技中心或学术中心的建立，都以大量多元化人才流入为显著标志，因此，加强引导，促进顶级学术人才向中国流动不仅具有满足中国人才需要的工具性价值，而且具有建设全球新的学术中心、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性价值。
　　二是要创新机制，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术人才自由流动的制度环境。通过机制创新，真正促进优质学术人才在“一带一路”范围内自由流动。自2000年之后，欧盟曾尝试开展“欧洲研究区”建设，核心之一就是打破人才流动壁垒，促进优秀人才在欧洲内部自由流动，该项机制创新已经在多个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机制创新，如签证制度、奖学金制度等。美国作为最大的人才流入国和优质人才培养国，近年来仍继续希望加大优质人才的流入力度，积极探索通过签证等制度促进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等学科人才流入美国。对于中国而言，抢抓国际人才则更为紧迫。这要求中国一方面应形成类似于“欧洲研究区”的“一带一路”研究区人才流动合作框架，形成人才自由流入、有效流转和流出机制；另一方面，应在签证、户籍等核心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真正打破传统壁垒，通过“一带一路”人才流入真正促进创新驱动发展。
　　三是成本分担，积极承担“一带一路”流入中国学术人才的培养成本。传统的人才流失国际模式中，人才获得国往往拒绝承担流入国的人才培养成本，高外溢性可能降低流出国的人才培养积极性。在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一带一路”新兴学术劳动力市场过程中，要充分考虑BBD效应的最大化，中国作为人才流入国应创新机制，积极进行人才培养的成本分担，以保证人才跨国流动的可持续性开展。比如，可以更多推行“一带一路”优秀学生来华交换制度，分担学术人才培养的部分成本，同时藉此提早开展人才吸纳宣传和遴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一带一路”学术人才吸引到中国。再如，可以进行一定的人才使用补偿，通过税收等手段对人才输出国人才培养成本进行分担。
　　四是双向流动，切实促进从人才流失到人才获得再到人才循环模式的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学术人才流动，要彻底改变国际传统的单向人才流失模式，对中国来说，要从传统的人才流失国转变成为人才获得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而言，则要从传统的人才流失国转变为人才循环国。在此过程中，中国要切实推动本国培养的优秀人才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畅通流动，既从沿线国家获得优秀学术人才，也不断推动中国人才向沿线国家的循环流动。该种流动，既可以是学术劳动力市场部分学科人才培养过剩、就业困难的毕业生，也可以是中国高校等科研机构推行“非升即走”人事政策后从学术系统分流的人才，还可以是通过跨国公司、访问学者等短期流动的方式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合作研究和创新创业的学术人才。但无论何种模式，双向流动都是未来以中国为中心的“一带一路”新兴学术劳动力市场的根本特征之一，这将大大区别于传统西方国家掠夺式的人才获得模式，通过有效的人才反哺，真正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高等教育以及科技文化的发展成就，这对于中国国际负责任大国形象和中国文化传播都会起到关键作用。
　　五是关键保护，建立弱势国家人才保护有效机制。在国际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也有一些国家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对少数特殊国家进行人才流失的保护，拒绝大比例地从这些经济社会发展落后、高等教育系统不大不强、人才培养成本较高甚至经济社会处于动荡状态的国家掠夺性获得人才。以英国为例，近年来在人才获得方面开始推行正式的“工作守则”，禁止其国民保健服务的雇主雇佣来自他们列表上的发展中国家的卫生专业人员（表1）。最近，两本著名的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和《英国医学杂志》都对贫穷国家人才外流的影响发表社论，建议遵守从伦理上禁止富国从发展中国家招聘卫生专业人员的国际守则。中国在构建“一带一路”学术劳动力市场过程中，也应特别注意对弱势国家的保护，形成有效的人才保护机制，这才能促成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协同发展。